秦国为了打败齐、韩、魏三国的合纵攻势，也需要赵、宋两国在东方对齐的牵制，因而秦、赵、宋和齐、韩、魏对峙的局势就形成了。正如时人对周最所说：“仇赫之相宋，将以观秦之应赵、宋，败三国（齐、韩、魏）。”赵惠文王四年（前295年），赵国感到联合秦国对赵不利，再派仇赫到秦，请秦昭襄王罢去楼缓相位，改以魏冉为秦相。
总的来说，赵雍这时采取联秦抗齐的策略，目的在于防止齐、秦联合而对赵不利，这样可以维持齐、秦对峙战斗的局势，使两国都疲于战斗，无力干预赵攻灭中山的战事。实际上，赵雍巧妙利用了齐、秦斗争的局势，顺利推动了灭亡中山和攻略胡地，进一步推行胡服骑射的步伐，这为赵国的壮大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赵国东北同东胡相接，北面同匈奴相邻，西北又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游牧部族经常以骑兵侵扰赵国，破坏赵国边地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为加强边防，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年），赵雍实行军事改革，命令军队采用胡人服饰，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钩，戴着插有貂尾或鸟羽的武冠，穿皮靴，藉以发展骑兵，训练在马上射箭的作战技术。虽然这场改革侧重于军事方面，实际上就是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这时肥义等大臣是改革的支持者，贵族公子成、赵文、赵燕、赵造等人是反对者：公子成认为不该“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赵文认为“衣服有常，礼之制也”；赵造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俗而动”。赵雍驳斥了这些谬论，提出：“理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后来赵国在攻取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之后，把它改为“骑邑”，用来训练骑兵，大臣牛赞又出来反对，声称“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赵雍当即加以驳斥，认为“古今异利，远近异用”，“今重甲修兵不可以逾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
赵雍推行胡服是逐步推广的，先是以身作则，推广于家族中和朝廷上，再推广到官府中和军队中。他严厉驳斥了贵族中原有守旧的思想，从而提倡革新进取的政策。胡服是胡人便于骑射的服装，推行胡服是为了学习胡人骑射的战斗技术，从而增强赵国的兵力。赵雍推行胡服骑射，是亲自带头集中精力来进行的，是有计划而亲自逐步贯彻的。他不但攻取中山和攻略胡地，藉此扩大领土，而且使这些游牧部族服从；还收编了林胡和楼烦的骑兵，藉以增强兵力，使赵国从此成为与齐、秦并列的强国之一。
战国时期，北方的中山国正好楔在赵国的中央地带，阻隔了赵国四个重镇代郡、邯郸、上党郡与旧都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之间的交通。且赵国是一个北为游牧文明、南为农耕文明的国家，本来就存在严重的分裂趋势，中山国的横亘中央，使偏居南端邯郸的赵国中央对全国的控制更加不力。因此，早在赵武灵王三年（前323年），赵雍在邻近中山的鄗（今河北柏乡北）筑城，以防备参与“五国相王”活动的中山国。
赵武灵王六年（前320年），赵雍在邻近中山、燕、齐的安平（今河北安平）设郡防守。
赵武灵王十七年（前309年），赵雍改建邯郸“大城”东北部已废置的宫室为苑圃，取名九门，并在苑圃中新建供游乐的丛台。他可以由此登高了望齐与中山之境。
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年），就在施行“胡服骑射”的同年，攻中山到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赵雍还前往代地，再北至大草原（即古人称“无穷”之地），西抵黄河，登上黄华山（有学者认为是今贺兰山）顶，对所至地区进行考察。
次年（前306年）攻中山到宁葭（河北石家庄西北）。同时，赵雍在攻取原阳、改设“骑邑”后，训练大量骑兵，从而得以西取胡地到榆中（今陕西榆林以北地区），迫使游牧于此的林胡王献马，归属于赵国；又命代相赵固兼管林胡部族，收编林胡的军队。他还分别派楼缓出使秦国，仇液出使韩国，王贲出使楚国，富丁出使魏国，赵爵出使齐国，设法在外交上孤立中山国。
赵武灵王二十一年（前305年），赵大举攻中山，由赵雍亲率右（赵袑）、左（许钧）、中（公子赵章）三军，并由将军牛翦率战车、骑兵，赵希率林胡和代地的军队，会合于曲阳（今河北曲阳西北），向北攻到恒山的华阳，向南攻到石邑、封龙（今河北石家庄西南）、鄗（今河北高邑东）等地。中山王以割让四座城邑为条件求和，赵雍允诺，罢兵回朝。
赵武灵王二十二年（前304年），赵军攻取了榆中以北黄河上游的河宗氏和休溷诸貉之地，设置了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和云中郡，将“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并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等一律穿当地貉族住民的服饰（貉服，与胡服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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