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需要检察院能提供充分的配合。不说上级检察院的监督、可能的对公安机关提请复核和被害人申诉的审查，单在检察院内部，不起诉决定也要报经检察长和检委会批准，这从来就不是一两人能私下决定的。运作不起诉的人，至少要打通刑警队、上下两级检察院三个环节，才能确保有运作成功的可能性，但这一切，对于李东旭及其身边的人来讲，似乎不是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如果一旦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被害人只能通过法定途径进行自我救济，而救济途径只有两种，申诉和起诉，无论哪一种，都荆棘丛生，举步维艰，杨毅做了这么多年刑辩律师，对此深有体会。
鉴于王可作为被害人已经死亡，他的近亲属可以以他的名义向上级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或者在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情形下，向法院提起诉讼。当然，他的近亲属也可以不经申诉程序，直接向法院起诉。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被害人提起自诉，原来的公诉案件就变成了自诉案件，被害人一方作为自诉人，就负有举证责任，而这绝不仅仅是阐述基本事实和理由那么简单，必须拿得出能满足庭审标准的过硬的证据来支持，而这恰恰是作为个人很难做到的。虽然法律也规定了一旦法院受理自诉案件，检察院应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法院，但真正执行起来，效果也大打折扣。
在这之后，法院也是一道关卡。就算最终检察院得以提起公诉，如果疏通了法院的环节，法院即便判定被告人有罪，照样可以判处被告人缓刑，甚至可以免除刑事处罚，这些都是白纸黑字地写在有关的法律里，在现实司法活动中也有大量的实践。杨毅前不久刚刚听说一例最新的判决，被告人因防卫过当致人死亡，法院判定故意伤害罪成立，但被告人却被免于刑事处罚，当庭释放。
如果真有人打算捞展鹏，这些都是可行的途径。而更为吊诡的是，作为展鹏的辩护律师，杨毅必须秉持有利于被告人和无罪推定的原则，这些是对一个刑辩律师最基本的要求。杨毅对大学时的律师实务课记忆犹新，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开宗明义，一开始就阐述了刑辩律师应遵循的六项原则，除了第一条自我保护原则外，其余五条都和有利于被告人有关。执业以来，杨毅也的确是照此身体力行，这些原则已经成为渗入他骨髓的信念。
也就是说，自从接受张静的委托，担任展鹏的辩护人，杨毅在了解基本案情的基础上，首先就要对案情进行无罪推定，寻找一切指向嫌疑人无罪的线索和证据，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嫌疑人有罪，并据此向警方和检方申辩嫌疑人无罪和轻罪的理由，争取不刑拘、不批捕、不起诉，或者在庭审中，进行无罪和轻罪的辩护。而所谓的基本案情，只能来源于嫌疑人的供述、警方和检方提供的材料，即便自己掌握了其它线索，也因或许有先天的倾向性而不利于嫌疑人，必须暂时先被屏蔽。
当杨毅在睡梦中醒来，意识到自己在展鹏的诉讼过程中，夹杂着某些自我情绪，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这绝对与他的理念相冲突，而理念的自我冲突是最令人感到痛苦的。
暗夜中，他摸索着点着一根烟，看着香烟顶端的光亮一闪一闪，他的嘴角不禁泛出一丝苦笑。李东旭真是下了一盘好棋，无论他是有心还是无意，他都把杨毅置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让他在自己的真实情感和执业理念的冲突中挣扎不休。杨毅明白，哪怕自己只再做一天律师，他也是个法律人，他就无法漠视他所崇尚的基本原则。
不仅如此，李东旭还施加了另一种无形的压力——展鹏的家人。无论是展母、展晖，甚或是张静，在越来越多地介入展鹏的家庭生活后，杨毅无奈地感受到某种动摇。在王可事件中，剔除感情因素，展鹏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杨毅陷入苦苦的思索中。
但是王可——杨毅的心隐隐地抽搐着，茫然若失。
接连抽完两根烟，房间又重复黑暗，杨毅的脑海中闪过李东旭的面孔，第一次对他恼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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