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拟山家丢了金手镯，便拷问小女奴，小女奴承认卖给了打着鼓收破烂的。（京城中的无业游民，往往女人在家倚门卖笑招揽嫖客，男人白天要回避，就挑着一对柳条筐，拿着一只短柄的小鼓敲打，收买杂物废品，称为“打鼓”。凡是家中的仆人或小孩偷出的东西，打鼓人往往以很低的价钱买去。他们虽然不直接偷盗，实际上是盗贼的同伙。然所收买的这些东西往往很零碎，值不了几个钱，而行踪又很诡秘，根本无法追查，所以国法也不能对之加以禁止）又拷问收破烂的衣着长相，去找却没有找到，于是又拷打小女奴，忽然棚上轻声咳了两声说：“我住在你家四十年，从来也不愿露出身形声音来，所以你不知道有我。今天我实在不能忍受了，这个金手镯不是夫人检点杂物时，错放到漆妆盒里了么？”按照所说的去找，果然不差，而小女奴已被打得体无完肤了。刘拟山终生为此感到惭愧后悔，他常说：“时时难免有这种事，怎能处处有这样的狐狸？”所以他任官二十多年，审案时未曾以刑讯逼供。
多情乩仙
多小山言：尝于景州见扶乩者，召仙不至。再焚符，乩摇撼良久，书一诗曰：“薄命轻如叶，残魂转似蓬。练拖三尺白，花谢一枝红。云雨期虽久，烟波路不通。秋坟空鬼唱，遗恨宋家东。”知为缢鬼，姑问姓名。又书曰：“妾系本吴门，家侨楚泽。偶业缘之相凑，宛转通词；讵好梦之未成，仓皇就死。律以圣贤之礼，君子应讥；谅其儿女之情，才人或悯。聊抒哀怨，莫问姓名。”此才不减李清照；其圣贤儿女一联，自评亦确也。
多小山说：他曾在景州见到有人扶乩，召请乩仙，乩仙不下坛，那人再次焚符召请，只见乩笔摇动了半天，才写了一首诗：“薄命轻如叶，残魂转似蓬。练拖三尺白，花谢一枝红。云雨期虽久，烟波路不通。秋坟空鬼唱，遗恨宋家东。”由此可知，乩仙是个女吊死鬼。有人请教乩仙姓各，乩仙又写道：“妾本是江苏吴县人，全家移居楚地，因前世缘所系，与我那情郎得以相近，相互倾诉美好的心曲。然而好梦未成，就仓促含恨上吊自杀。如按圣贤制定的礼法来看待，我会受到正人君子的讥讽；如能原谅这种儿女私情，还可以受到才子的怜悯。面对诸位，我不过聊以抒发心中的哀怨，请不要再问姓名。”这位乩仙的才情，不亚于南宋李清照；其中圣贤儿女一联，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很实在的。
吕留良
《新齐谐》载冥司榜吕留良之罪曰：“辟佛太过。”此必非事实也。留良之罪，在明之以后，既不能首阳一饿，追迹夷齐；又不能戢影逃名，鸿冥世外，如真山民之比。乃青衿应试，身列胶庠；其子葆中，亦高掇科名，以第二人入翰苑。则久食周粟，断不能自比殷顽。何得肆作谤书，荧惑黔首？诡托于桀犬之吠尧，是首鼠两端，进退无据，实狡黠反覆之尤。核其生平，实与钱谦益相等。殁罹阴遣，自必由斯。至其讲学辟佛，则以尊朱之故，不得不辟陆、王为禅。既已辟禅，自不得不牵连辟佛，非其本志，亦非其本罪也。
金人入梦以来，辟佛者多，辟佛太过者亦多。以是为罪，恐留良转有词矣。抑尝闻五台僧明玉之言曰：辟佛之说，宋儒深而昌黎浅，宋儒精而昌黎粗。然而披缁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衔昌黎不衔宋儒也。盖昌黎所辟，檀施供养之佛也，为愚夫妇言之也。宋儒所辟，明心见性之佛也，为士大夫言之也。天下士大夫少而愚夫妇多；僧徒之所取给，亦资于士大夫者少，资于愚夫妇者多。使昌黎之说胜，则香积无烟，祗园无地，虽有大善知识，能率恒河沙众，枵腹露宿而说法哉！此如用兵者先断粮道，不攻而自溃也。故畏昌黎甚，衔昌黎亦甚。使宋儒之说胜，不过尔儒理如是，儒法如是，尔不必从我；我佛理如是，佛法如是，我亦不必从尔。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两相枝柱，未有害也。故不畏宋儒，亦不甚衔宋儒。然则唐以前之儒，语语有实用；宋以后之儒，事事皆空谈。
讲学家之辟佛，于释氏毫无所加损，徒喧哄耳。录以为功，因为党论；录以为罪，亦未免重视留良耳。
袁枚《新齐谐》记载阴司中公布吕留良的罪过是声讨佛教过份，这肯定不是事实。吕留良的罪过，在于在明朝灭亡之后，既不能像伯夷、叔齐不吃新王朝的粮食，饿死首阳山；又不能隐姓埋名，逃避人世之外，像真山民那样。他自己和众多童生一起参加了清朝的科举考试，作了秀才，他儿子吕葆中还高中进士，以第二名进入翰林院，则他们父子早就享受了新王朝的名位俸禄，决不能还把自己看作旧王朝的遗民了。他们怎能写作诽谤清朝的着作，迷惑煽动老百姓，借口忠于明朝来攻击清朝呢？这是一种动摇不定进退无准的行为，是最狡猾最反覆无常的表现。考察一下他平生的作为，实与钱谦益相同。死后在阴间还逃不脱处惩，必然是因为这个缘故。至于他讲理学，斥责佛学，则是因为他既然要推尊程、朱一派的理学，就不得不批驳陆九渊、王守仁一派的理学为禅学；既然斥责禅学，自然不得不牵连着批驳整个佛学。其实批驳佛学并不是他的本意，也不是他真正的罪过。自从佛学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以来，批驳佛教的很多，批驳佛教太过份的也很多，以此作为吕留良的罪过，恐怕他反而有了辩解的理由。不知人们是否曾经听说过五台山和尚明玉所说的话，他说：批驳佛教的主张，宋代儒学家很深刻而韩愈则很肤浅，宋代儒学家很精致而韩愈很粗疏，然而剃了头发披起袈裟做和尚的人怕的是韩愈而不是宋代儒学家，恨的是韩愈而不是宋代儒学家。因为韩愈斥责的是佛教信徒们给寺院和和尚施舍供养，这是针对广大普通民众而发的；宋代儒学家批驳的是有关明心见性的佛学理论，是针对知识分子而发的。天下知识分子少而普通民众多，和尚们生活所需的东西，也是来自于知识分子的少，而来自于普通民众的占大多数。假使韩愈的主张获胜，则寺庙的厨房里必然要断了炊烟，想建寺院也没有土地。即使有佛学造诣极深的和尚，他难道能率领数不清的和尚们空着肚子坐在露天里说佛法吗？这就好像用兵的人先切断了敌军的粮草供给线，敌军就将不战而自我溃散了。所以和尚们非常怕韩愈，也非常恨韩愈。若使宋代儒学家们的主张获胜，则大不了你儒家的道理是那样，儒家的礼法是那样，你不必听从我；我佛家的道理是这样，佛教的礼法是这样，我也不必听从你。你我可以各自信奉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各自施行自己所理解的东西，彼此对峙，对任何一方都没有什么危害。所以，佛教徒不太怕宋代儒学家，也不太恨宋代儒学家。由此可见，唐代以前的儒学家，所说的每句话都有实用；宋代以后的儒学家，则每件事情都只是空谈。讲理学的人口口声声斥责佛教，实际上对佛教毫无损伤，只不过是空吵闹而已。把这当作功劳，固然是讲理学的人自相吹捧；把这当作什么罪过，也未免太看重吕留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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