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之奇回京之后，周士相原想渡江到扬州去视察江北方面收容流民的情况，不过却接到了广东巡抚廖瑞祥请辞广东巡抚的奏疏。
周士相甚是担心，以为廖瑞祥染病，不能任事，这才请辞，因此想着是不是将廖瑞祥接到江南来养病，他记得这位当初因为“反诗”下狱待斩的老人家乡就是浙江绍兴。
去年宋襄公就曾得过急病，着实让周士相担心了一阵。现在廖瑞祥再生病，亦让他焦虑不安。
周士相是念旧之人，宋襄公和廖瑞祥是他起兵之后一直依重的两位文人，现在一为两广总督，一为广东巡抚，替他打理着广东这个大后方，任劳任怨，不可谓不尽心。不管二人中的哪一个出了事，周士相都心中难安。
可是打开廖瑞祥的奏疏后，周士相却愣了一下，旋即很是讶然。因为廖瑞祥请辞广东巡抚，并非身体原因，而是他坦承自己追随周士相数年，已然厌倦每日置身于大量政务之中，故而不想再当官，而是想做学问。
廖瑞祥所言的做学问，乃是提出由他组织人手重修《元史》。
这还真是一门大学问。
不过周士相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元史》早在明初就已编修完成，何必重修？这不是吃饱了撑的么？而且修史可不是什么清闲事，实是一件浩大无比的工程，廖瑞祥放着好好的巡抚不做，却要以年迈之身投入这项大工程中，实在是叫人难以理解。相较修史，巡抚要处理的政务，那恐怕是轻松的不能再轻松了。
周士相困惑无比，但当他仔细看过廖瑞祥的奏疏后，眉头却深深的皱了起来。
许久，他放下廖的奏疏，但脑海中思考的仍是这份奏疏所提到的大问题，一个大明开国之初就被刻意淡忘或者说忽视的大问题——蒙元非中国，焉能为其修正史，视为中国正统王朝。
廖瑞祥认为当年太祖洪武皇帝起兵之时乃是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将蒙元视为胡虏，檄文有言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那么建立在“驱逐鞑虏”基础上的大明朝便是继承宋王朝的正统地位，而蒙元乃是外来政权，根本不能视为中国传统王朝，因此明初所修《元史》存在重大失误，必须重修，将元朝视为辽、金、西夏等异族政权，而非大一统的中国传统王朝。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廖瑞祥拿如今已是太平军军歌的《红巾军歌》举例，歌中直言“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而明军是红巾军的组成和继承者，那么显然，在明军眼中的蒙古人乃是胡儿，一个胡儿创立的王朝，却被推翻他们的汉人王朝视为正统，并且还修史祭祀他们的帝王，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
廖瑞祥认为这绝非太祖皇帝本意，因为太祖皇帝在赐高丽国书中直言“元非我类，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殒绝其命。华夏泼乱十有八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暴兵忽起....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
又在赐日本国书中言：“上帝好生，恶不仁者。向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竟。凡百有年，孰不与愤?”?
赐占城国书言：“曩者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彝伦。”
赐爪哇国书言：“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隳，冠履倒置，朕是以起兵讨之。”
洪武年间颁行天下的振兴文教诏书更是言称：“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驰，人纪荡然。加以兵乱以来，人习斗争，鲜知礼义。”?
在明军大举北伐时，太祖皇帝又在《谕中原檄》中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
廖列举了很多洪武年间的诏书，向周士相证明太祖皇帝一直是将蒙元视为胡人，夷狄的。但为什么明初还要修元史，承认元朝为中国正统王朝，祭祀从伏羲到忽必烈的16个中国帝王，又祭祀包括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佬温等蒙古将领。
这个问题周士相也奇怪，堂堂正正推翻鞑虏、恢复中华的大明朝，为何在立国之后反而会承认他们推翻的对象，将明兴元亡视为正常的改朝换代，而不是一开始的种族反抗。
两者结果是一样，但本质却完全不同，改朝换代相较汉民族因为百年压迫而奋起反抗，性质上可是天地之别，是严重淡化了汉族所受的苦难，是美化异族侵略者。
廖瑞祥对此的理解，是文人的错，儒教思想的错。在他看来，主修《元史》的那帮文官，骨子里和奋起反抗的明军将领不一样，他们对蒙元是亲近的。在明朝讨伐元军的过程中，有大量汉人只尊元朝为正统，拒不承认明朝合法性。
如元朝户部尚书张昶，被太祖皇帝软禁之后就接受了明朝官职，可此人却身在曹营心在汉，一直与元朝暗中勾结，后来事情败露，太祖皇帝派人审问，张昶竟然不慌不忙的写了八个大字：“身在江南，心思塞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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