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经世致用也好，还是格物致知也好，实际早就在儒家文化中存在，也早就有人论述提倡、推行。
但是作为一个校训，大整旗鼓地倡导和落实到教学中去，这个岳麓书院属于首创，在当时首屈一指。
单就格物致知来说，毕竟纯理论的内容和做法多些，但是经世致用就不同了。
经世致用，实质上是把格物致知的东西，用来经营他们所面临的世界，也就是时间所有的一切！
凡是他们要做的事情，都需要经营！
所谓经营，就是用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来指导这个世界中各项事务的运行。
能不能运行成功，很大程度在于是不是按照规律去做，不按照规律，瞎干一气，自然是肯定失败。
但是，这里隐含一个前提，就是他们所遵循的规则是正确的。
而这个正确的规则是哪里来的呢，是格物致知的结果。
但是，谁能保证格物致知的结果就是正确的？
没有人！
甚至连这个结果是否正确，都无从得知.
所以，经世致用又是检验格物致知结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途径。
也就是说，要想保证格物致知的正确，必须经过经世致用的严格检验。
因此，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原则，也在绝大多数场合被人们看作是毫不相干的原则，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
进一步分析，就知道二者是互相依靠，互相提供服务的！
没有经世致用的需要和目的，格物致知就失去了他的意义。
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知道而去格物，那么这个原则就成了当事人的一个小小的宠物。其成败得失无人关心，对社会毫无影响。
因此，格物致知必须为社会所用。就是经世致用。
而经世致用如果没有格物致知结果的指导，就成了瞎子走路。没有目标，不知道如何行走。
没有目标的行为，简直连动物都不如。
动物的所有行动，还都离不开自然本性的驱动。
人的行为，没有明确的、合宜的目标，甚至别离了自然本性的约束。
哪怕造反的农民，也都给自己的造反行为找一些理由，何况更有理智的人。更何况最有理智的文人！
因此，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都必须有格物致知过程中得出的认识成果做为原则约束。
直接地说，经世致用必须后于格物致知；当然实践中，这是一个无限的循环过程。
因为这个关系，二者互为对方提供存在的根基，也为对方提供永不枯竭的活力！
而在具体推行经世致用方面，丁善庆和曾国藩互相支持，相得益彰！
对于曾国藩来说，治理国家。是最大的经世致用！是最富挑战性的经世致用！也是最敏感的经世致用！
这个方面弄得好，可以升官发财；弄得不好，就会倾家荡产。甚至人头落地！
对于曾国藩来说，他的生活就是如何当官！
因此他对格物致知的依靠，程度上高于任何人！
而丁善庆，虽然也当过跟惯例知识分子有关的官，但是基本上是一个纯学术型的人才，因此他可以在格物致知方面，取得成绩，也就是达到前人没有达到过的高度！
这些成果，当然他很愿意提供给曾国藩。
他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在官场或者其他场合去实验。
经过检验正确的东西，他才放心地用于教学。
很多东西。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所以那些东西。就成了曾国藩的专用成果。
虽然曾国藩毕生混迹于官场，但是对他最为重大的生涯经历却是军事！
太平天国的崛起，让他投笔从戎，成为一名军事统帅！
这个不管是他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都是必须走上这一步的！
不走上这一步，只有一个结局，就是和满清朝廷一起灭亡！
他就在众多陪葬的汉人知识分子当中，充当其中的一员。
满清灭亡无所谓，可是让他陪葬，他岂能甘心！
于是，他就成了一个军事统帅。
这对于他来说，生命攸关！
这对于他的经世致用，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于是就有了丁善庆的《左氏兵论》。
据说这部兵书后来失传了。
看丁善庆和曾国藩的关系，对于失传就可以理解了。
因为丁善庆的这部格物致知的总结，就是为了曾国藩在军事上的经世致用准备的！
也许是一无用处，也许是无价珍宝，无人得知。
不过，曾国藩在历史上，是军事上的最后胜利者，其中是否有《左氏兵论》的功劳，就只能是感兴趣之人的猜测了。
政治上、军事人的经世致用，促使丁善庆在格物致知上、在日常教学上加强了这二者的研究和联系，所以他很忙。
但是，他和曾国藩都清楚，他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只有有足够的时日，他们必然在这方面建立起一个深厚的基础，建立一个稳固的秩序，把这个学术和治理都至关紧要的题目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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