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听完曹丕的三纲言论，正郁闷封建束缚时，曹植却哈哈大笑。
“子建，你笑什么？”曹丕皮笑肉不笑。
“我并非取笑二哥，只是笑一场误会，二哥与我辩的，原非同一物呢。”
“三纲五常，怎有不同。”
“当然不同！董儒者，伪儒也。‘君纲’若一昧顺君之意而不分对错，那才是不知‘应时而变’呢。”
曹丕屏气：“《诗》云‘亹亹文王，纲纪四方’，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天之位高，地之位卑，日之光明，月之光暗，犹如君臣、父子、夫妇之尊卑等级。如此，纲常人伦正是合乎天意之永恒关系——董仲舒何错之有！？”
曹丕的论据出自董仲舒和班固的主张，我顿时想起来，当年在军帐中与曹丕初识时，曾在案上见过一本班固的《白虎通义》。可西汉董仲舒独尊儒术，将儒家学说变成“儒术”，附会阴阳五行谶纬之学，宣扬君权神授，用以神化封建秩序和等级制度。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曹植没上过二十一世纪的中学历史课，他会怎么答呢？
“二哥，正是因为天意不能与人事交感相应，乱世聚敛魂魄才不分贤愚啊。正是因为‘天’与‘人’殊途，才不能善恶有报，不能使君子皆得长寿，使小人皆暴死啊。‘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人顺其自然而与天地合一，这才是《礼记》中子夏从孔夫子那里得到的答案。
“古之真儒学，久经删落解疏，早已变了味儿。《春秋繁露》只知将夫妇、父子、君臣之义与天地星辰、阴阳五行相比附，甚及婚丧嫁娶；《白虎通义》融古今经学与谶纬鬼神之说，为权者利器，可见经学将败。汉室旧儒学之风颓唐，必为新兴儒学所代之也。”
“子建，你放肆了。”
“父亲不是孔丘，不会复周礼，父亲只会兴名法，唯才是举，于渭滨求被褐怀玉者，携寒士与贵阀分庭抗礼，予世道公而平。”
曹植心中充满了对曹操政策的崇拜。
“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这一轮‘君纲’之论，二哥我赢了。”
曹丕作罢，再兴“父纲”“夫纲”：
“‘君’与‘父’与‘夫’，天也。《仪礼》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鼓叟数起杀心而舜仍申孝悌之义，故得尧之禅位；梁鸿妻举案齐眉，世传为美谈。”
曹丕这番言论，与曾国藩的“只讲臣忠、子孝、妻顺，而不讲君仁、父慈、夫贤”如出一辙。听得我心里越发冒火，却更心寒：他所持观点不过这个时代的“普世价值观”，我一个局外人，凭何以有勇气审判他？
可曹植对这种绝对服从关系持批判态度，他不假思索：“居其位必尽其道喽，秦帝尊君抑臣，致使君父之纲崩坠。扶苏浅见，不识朝中奸贤，以父命不可违而毁躯杀身。此不可谓‘通达’也；逢萌解冠，归家浮海，客于辽东；嬖惑俗色，宠妾灭妻，终招祸殃。”
“《韩非子》忠孝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吕氏春秋》处方篇‘君臣、父子、夫妇，则下不逾节而上不苟为矣，少不悍辟而长不简慢矣’！这些都是少时父亲让我们读的，子建，你都忘了吗？”曹丕眉头紧锁，对今时今日逐渐与他唱反调的弟弟感到不悦。
曹植平静地与曹丕对视。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父亲授我等兄弟法家之术，母亲传我等古儒之道。二哥，效仿董儒将君臣之义凌驾于夫妇之上，你又错了。”
《礼记》《易》《荀子》《大戴礼记》无不先言夫妇人伦而后重君臣。曹丕以君臣和睦倒推夫妇，显然是支持可被统治者利用的儒术而非纯粹的先秦儒学的。
可曹丕仍不死心，坚称道：“君父夫率先垂范，臣子妇随后效仿。先尊后卑，理之当然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难道这五常，子建也定要分个次序出来么？”
“非是分次序，乃分对错！”曹植果断地说道，“妇色衰爱弛而见弃，忠臣谏诤却遭贬；兄不友则弟不恭，则君臣之义绝。”
我被此时青年曹植的发言震惊到了。
原来在他心里，他一直很分得清君臣兄弟之“道义”。
君臣相忌，忠贞志节者如孔融、荀彧、崔琰，相继被迫害，父行子效，臣妇又很能幸免？
为了支持曹植，我顿时激动起来：“设想一名薄情帝王，年轻时见色起意，娶了绝色女子为后，后来身居高位，却嫌她育子后年老色衰，借一缘由将其鸩杀。妻死之年，其子尚幼，自怀恨其君父！夫妇之义不存，父子猜忌，君臣失和，谈何三纲五常？谈何国正长祚！”秦纯在一旁暗暗拉了拉我的衣袖。
“荒谬，古今何有如此愚夫？怎配为一国之君？”倚靠在栏杆上的夏侯尚驳斥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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