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告诉我，我出生的时候，本来应该叫“司谣”。
可上户口的民警打错了字，成了“司遥”。
母亲当场就笑了，说：“没关系，反正是个女孩子，有个名字就行。”
那时候我和姐姐都还小，不懂这句话里的轻慢。直到长大后才明白，在这个家里，身为女人，本身就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家里一共三个孩子，姐姐比我大四岁，弟弟比我小五岁。父亲在国企当个小科长，母亲在商场门口租了个铺子卖窗帘，日子算不上富贵，但小康无忧。可他们把所有的温情与偏爱，都给了弟弟。
姐姐安静顺从，话不多；我性子倔强，总想争一口气。可无论我们多努力，都不如他们的“耀祖”随口一句话来得管用。这样的日子，深耕于我们家的每个角落，从我们的名字到房间。
姐姐的名字，比我还普通，我的遥至少有个遥远的寓意，而她叫司盼璋，连名字都暗示着父母的恶趣味。
房间更是如此，耀祖住家里带独卫的主卧，父母住第二大的房间，而我和姐姐，两个人挤一张单人床。
等我读初中，单人床睡不下，姐姐提出让父母买张大一点的床，我说他们应该把耀祖的大房间给我和姐姐。最后——姐姐被父母嫌弃了一顿，我永远也忘不掉母亲对姐姐说：“你们两个姑娘怎么睡不下，都那么瘦，挤一挤就行了。”
而父亲正在用筷子喂耀祖喝酒，漫不经心地说：“哎呀，不要这么娇气，嘉荣是男仔，你们那个房间那么小，多不方便。”
“我们两个女孩子就方便了？！”我气的摔了筷子，“我和姐姐晚上睡觉都翻不了身，他才8岁，一个人睡那么大的房间做咩啊，也不怕被鬼上身，扑街仔！”
随之而来的是父母一人一个耳光，我还想反驳，被姐姐拉住了，姐姐小声对父母说：“我们不换了，遥遥睡床，我睡地上就行。”
“凭什么？！”
我又高声喊了一句，然后就被母亲又打了一个耳光，母亲瞪着我说：“凭什么？凭家荣是我们家唯一的男仔！以后你和你姐姐都要靠他！你不服气就滚出去！”
姐姐也把我拉到了房间，拿了一块冷毛巾给我敷脸，无奈地对我说：“算了遥遥，床给你睡，姐睡地板，不闹了，家里就这样的，姐马上就读大学了，等姐毕业赚钱了，你搬出来，我们两个人住。”
我没有说话，只是倔强的昂着头，不肯哭，那一刻我就知道，在这个家里，我谁也靠不住，我只能靠我自己。
然而，这样的家庭，在我的家乡早已见怪不怪，“独生女”这个词，在这边几乎是不存在的。
有时我站在口岸，看着一墙之隔的澳门，看着那些穿着漂亮衣服跟在母亲后面的小女孩，我总会很羡慕。我问过姐姐，“澳门人不重男轻女吗？”
姐姐叹了口气对我说，“他们只是比较有钱，全中国都没有不喜欢男孩的地方。以后我如果有孩子，我也希望是男孩子，当女人太苦了。”
我不认同姐姐的话，小声对她说：“我听说，江浙沪，就很喜欢女儿。”
“说说而已。”姐姐带着我离开了，塞给我1000块钱，对我说，“遥遥，这是我上个月打工的钱，姐姐带你去澳门吃好吃的。”
“嗯！”我点头，小声对姐姐说，“不能让扑街仔知道。”
没错，我喜欢叫父母的耀祖——扑街仔，这个既得利益者，同时也是我和姐姐伤害的施害者。
中考前那年，老师说我有希望进珠海最好的高中实验班。成绩单发下来的那一刻，我紧紧攥在手里，心里只剩一个念头：如果我考上了，父母是不是会为我骄傲一次？
而我也真的考上了，不仅是珠海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实验班，在全班同学中也排名第三。成绩一出，我忍不住和妈妈提，“妈，我想去香港迪士尼玩，行不行？”
母亲皱了皱眉，立刻拒绝了我，“乱花什么钱，路费门票吃住加起来得多少？省点钱给你弟弟吧，他马上就读四年级了，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可是港珠澳大桥修好了，过去就58块钱…我不住那边，当天就回来，也不在那里吃饭，我就去游乐园里玩玩，可以吗？”我不死心，又问了一遍。
“不行！”母亲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58不是钱？！去一次门票也要四五百吧，家里哪有那么多钱！”
“妈妈，我也想去迪士尼。”在一旁玩遥控车的耀祖说话了，“我的同学都去过香港了，我还没去过。”
“好，妈妈带你去。”母亲立刻就爽快答应了，“我们在香港多玩几天，你的同学有的，你也要有，我们不能输给人家。”
“痴线。”我彻底绝望，小声骂了一句，转身回了房间。
几天后，他们果然带着耀祖去了香港。照片里他们一家三口笑得眉开眼笑，头上戴着米奇的帽子，而我，只能拿着练习册在书桌前一遍遍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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