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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5日中午11点21分，陈醒言者急匆匆找到了仍在法租界坐镇的吴景中。
“这是戴老板特意交待由我单线联系的那个付中校在秘密信箱留给我的一份情报，运输车队的一个人暴露了，我已经中止了与这个运输队中所有人的联系，至于其他人的行动是否进行，还请站长定夺。”
“给这个运输队相关的人发消息， 将行动提前到今天晚上8点钟进行，所有设备与武器都要给他们送去。”吴景中脸色铁青，但仍然下达了这个命令。“命令其他人都要保持静默，各安岗位，不许撤退，不许有任何异常表现，如果遇到鬼子特务搜查逮捕不得反抗。”
陈醒言听了吴景中的话，心中不禁一阵刺痛。他知道，吴景中的决定意味着什么——那些人将成为牺牲品，用他们的生命来保护尚未暴露的人和宝贵的情报来源。
然而，尽管内心充满了不忍和矛盾，陈醒言不得不承认，吴景中的处理方式确实是当前情况下最为恰当的选择。这样做，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保护更多人的安全，同时确保情报渠道的畅通。陈醒言深知，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有时候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每一个决策都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更长远的利益，有些牺牲是不可避免的。
“找个机会见一见你那位联系人，让他暂时不要发情报给我们了，如果他出了事儿，戴处长得扒了你我的皮。”尽管吴站长并不清楚那个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但当他回忆起抵达天津时戴处长所下达的指令，便能猜到此人必定是戴处长明令禁止天津站调动的潜伏人员。
吴站长深知，若因一时冲动而轻举妄动，恐怕会得不偿失。陈醒言对此表示认同，然而两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却大相径庭。吴站长认为，那个人必然是极其关键的卧底，必须给予特殊保护。但陈醒言却心知肚明，成延不过是个有巨大背景且无关紧要的特工罢了。
对于特务处而言，成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岗位上，绝不能暴露身份。如此一来，戴处长便可以继续编造一些功勋事迹呈报给老头子，从而为程延 赢得几枚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勋章和特务处更多的活动经费。
基于此，陈醒言觉得有必要和成延深入交谈一番，让他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何等重要，日后切不可再因为此类琐事冒险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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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37 年 12 月 5 日清晨七点三十六分的时候，新川少佐领着一支宪兵中队严阵以待，而警务处长村山成延也率领着车站警护队里的上百位警官与治安队员蓄势待发。他们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来自天津宪兵司令部的消息，因为他们已经得知了对手——复兴社特务处天津站将会在八点钟展开行动的情报。
成延心中暗自思忖，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是老周没能把消息成功送达，还是那个用来传递信息的信箱无人问津？他对老周充满了信任，如果不是老周的问题，那么极有可能就是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的情报太容易被耽搁了。
这份重要的情报是昨天放置进去的，恐怕老陈最快也要到今天才能取到它。这样一来，自然就无法及时取消行动了。成延只能默默祈祷，希望这次特务处的行动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毕竟，大家都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而奋斗的力量啊！
此刻，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紧张的气氛弥漫在空气中。每个人都深知这场即将到来的行动对于双方来说意味着什么。成延紧紧握着手中的枪柄，目光坚定地注视着前方......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远处突然传来了几声清脆的枪声。然而，与此同时却并没有听到任何爆炸声。很明显，这次行动甚至还没有接近火车站的仓库，就已经在遥远的地方被拦截下来了。这样的情况才符合常理啊！毕竟，在天津的日伪宪兵特务没有人敢冒险让对方敢死队装满炸药的卡车靠近火车站后再采取行动去抓人。要知道，这些人可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前来的，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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