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凭借其武将背景及军事力量成功夺取政权，建立了北宋王朝。为防范武将效仿其行为，威胁皇权稳固，他实施了“崇文抑武”的国策，系统性地削弱武官势力，同时巩固中央集权体系。这一策略包括设置多重官僚机构以促进官员间的相互制衡与监察，以及扩大科举选拔范围，虽初衷在于强化文官系统与国家治理能力，但随之而来的是官员数量急剧膨胀，形成了“冗官”问题，增加了行政成本且降低了效率。
边疆战事连绵，北宋政府不断扩军以应对，但军队规模的盲目扩张并未带来战斗力的相应提升，反倒是军队效率与纪律性的下降，形成了“冗兵”局面，进一步消耗了国家资源。
进入宋真宗时期，面对外患，北宋采取了缴纳岁币以换取和平的策略，这种避战态度虽然暂时缓和了边境冲突，但长期以往，巨额的岁币开支成为国家财政的重大负担。加之庞大官僚队伍与军事力量的维持费用，“冗费”问题日益严重。
自元昊创立西夏国之后，北宋面临的军事开支急剧增加，迫使朝廷不得不将这一重压转嫁至普通民众肩上。随之而来的是日益沉重的劳役与税收，将百姓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众多无法承受重负的民众开始反抗。一时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席卷整个北宋地区，国家政权的稳定性遭受严重挑战，局势动荡不安。
面对这一危急情势，仁宗皇帝决心扭转时局，以巩固内部统治。他委任范仲淹等朝中重臣，作为改革的先锋。彼时，范仲淹已历练官场二十八年，深谙北宋体制之弊病，心中早有变革之蓝图，只待时机成熟以实现其志。此刻，历史的契机终于降临。
接到仁宗的旨意后，范仲淹协同同僚富弼、韩琦迅速投入到改革方案的制定中，最终提炼出以吏治整顿为核心的十大改革措施：首先，确立以实际政绩为基准的官员升迁制度，摒弃单纯依据资历晋升的旧规；其次，设定限额控制通过家族背景入仕的贵族子弟人数；再次，革新科举体系，确保选拔出具备真才实学的士人为官；第四，强化地方官员任命前的审查，并定期评估在职官员政绩，优者奖，劣者罚；第五，规范公田分配，依据官职等级合理配给，解决地域间不均衡问题；第六，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扶持；第七，加强军事准备，利用农闲组织京畿及周边民众辅助正规军守卫京城，实现兵农结合；第八，确保中央惠民政策的及时执行，违者必究；第九，立法需审慎，避免法律变动频繁，以增强民众信心；第十，大力削减民众的劳役负担。
这十项提议被统称为《答手诏条陈十事》，在提交给仁宗后，获得了包括欧阳修在内的多位朝中重臣的支持。仁宗采纳了多数建议，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因正值庆历年号，故此轮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为确保新政有效推进，范仲淹派遣按察使赴各地监督官员政绩，表现不佳者立即免职。面对富弼关于其严厉举措可能引起官员家庭痛苦的担忧，范仲淹坚持认为，牺牲少数官员的利益远优于让广大民众受苦。
新政初期成效显着：朝廷冗员减少，行政效率显着提高；一大批贪腐无能官员被撤换，贤能之士得到提拔；贵族子弟难以再依赖特权进入官场；国家经济逐渐恢复，财政状况改善；教育设施在全国各地得到扩建；科举考试内容更加注重实用。新政赢得了民众和改革派官员的广泛好评。
然而，以夏竦为代表的朝廷保守势力对新政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不断设置障碍，甚至成功调动改革派关键人物欧阳修至偏远的河东任职。次年夏，夏竦等人更捏造罪名，指控改革派核心石介与富弼暗中策划叛乱。他们伪造了一封笔迹模仿石介的信件，内含对皇权的不敬之辞，收信人指向富弼。当这封信呈至仁宗案前时，虽存疑虑，但朝中舆论四起，各种猜测与非议纷至沓来。保守派趁机散播谣言，指责范仲淹等改革派心怀不轨，质疑新政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
此时，随着宋与西夏关系缓和，战事平息，国内改革的迫切性似乎减弱，仁宗在保守派的持续压力下立场开始动摇。最终，仅仅推行一年有余的庆历新政宣告夭折，所有改革措施被撤销，改革派官员相继被贬出京师。
范仲淹这位新政的灵魂人物，年近花甲，被调往邠州担任地方官，随后几年辗转于邓州、杭州、青州等地。在这段时期，他创作了不朽名篇《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绝唱。64岁时，他在前往颍州任职的路途中因病逝世。范仲淹的去世，使仁宗深感哀痛，特追赠其为兵部尚书。
庆历新政的挫败，不仅映射出范仲淹个人命运的苍凉，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触及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改革派不仅要面对保守官员的阻挠，更是与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统治根基发生冲突。“庆历新政”的悲剧性结局，实质上预示了在维护地主阶级既得利益的封建社会结构下，此类激进改革难以成功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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