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第六军经过相对艰苦的战斗，击垮挡在前面的清军，与第四军胜利会师，并完成了对成都的包围。这里有满清在四川最后的军事力量——两万余名清军士兵，在岑春煊的带领下，成都的城防工事在满清将领看起来相当完善，但还是不能抵挡振国军的进攻。
27日下午一时，振国军发动对成都的总攻，三百多门大炮将仅有的炮弹全部射出，清军阵地地动山摇，灰头土脸、伤痕累累的清军发生了大面积的溃逃，岑春煊命令紧闭成都城们，不准溃败的清军入城，这让振国军收获了四千多名清军俘虏。
成都城头上的抵抗让振国军意识到清军还没有投降的打算，但成都城内人口众多，不是宜宾这样的小城可以比拟的，在宜宾振国军可以不顾平民伤亡的打巷战，但在成都不行。一个统计数据就可以说明问题，在宜宾的时候，振国军只用了一个小时零十五分钟就完成了巷战，平民伤亡七十二人，而成都的人口是宜宾的十倍以上，可以想象的平民伤亡数字是振国军无法承受的。
在北伐战争中，振****面对砖石城墙，往往会坚决的将其击毁，从不考虑古文化遗迹之类的损失。这是因为总参，或者吕梁认为城墙在下一个阶段的建设中会阻碍城市的发展，拆除是必然的。
几千年来，有城即有围墙，乃至宫有宫墙、园有园墙、校有校墙、国有长城，百姓的院子即使没有砖墙、石墙，也有土墙、篱笆墙。国人的“围墙情节”或紧或松，内陆文明造就的文明形态使国人的壁垒保护意识积极浓厚，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地方壁垒、社会流通、闭关锁国心态、缺乏进取心和安全感。城墙兼有保护和限制两种功能，现如今，这两种功能都失去了作用，何必继续留着呢！
成都城墙同样遭遇了振国军的野蛮对待，被火炮轰开了五处缺口，战争后的建设中成都市政府以这些缺口为节点将附近的城墙全部拆除，只留下一点不妨碍交通的城墙作为遗址。
缺口的打开彻底摧毁了清军的抵抗意志，为了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轰开缺口后振国军开始劝降，并没有第一时间进攻。城墙带来的保护性心理随之崩塌，振国军入城带来的恐惧让城内的清军做出了疯狂的举动，在一些中层军官的带领下，部分清军开始攻击拒绝投降的清军，并向岑春煊所在的总督府发起了进攻。
城内顿时陷入混战之中，这样的局面很快被城外的振国军察觉，这样的局面是没有预料到的，也是振国军不希望看到的。如此混乱的局面下造成的平民伤亡会增加好几倍，甚至有清军动用了火炮，士兵之间互相残杀，乱兵匪徒趁机袭击商户、平民。
当振国军进入成都，平息内乱时，总督府已经被乱兵攻破，岑春煊的尸体在总督府内被发现，尸体上发现了十几个弹孔和刀伤。振国军在城内逮捕和击杀了上千名作恶的军人、匪徒，才将混乱的局面平息，但许多民房和商店内都被破坏，死尸随处可见，宛如地狱。
从城墙被破到振国军入城，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成都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战争对平民的伤害可见一斑，尤其是内战，死伤全部是国人。吕梁得知此消息后始终无法释怀——还有半个中国没有光复，不知道还要经历多少战争和死亡啊！
在成都被攻破之前，27日的上午，南京投降，两江总督魏光焘自杀身亡，其余大部分官员和将领渡过长江逃到了北方。南方逃亡的清廷官员和将领如此之多，以至于朝廷无法对这些人追究责任。南京统治上层出现真空，魏光焘坚守岗位，可惜他的命令甚至无法送出总督府，下人们早已逃跑，谁也不会呆在这个炸药包上等死。
汇集在南京的3万多名清军士兵投降，其中包括醉生梦死的两万三千多名绿营，他们是振国军光复整个长江以南最大的助力。绿营士兵不但毫无抵抗意志，有时候还会胁迫当地官员投降，许多志在为满清尽忠的官员不得不在绿营的威胁下投降。
至此，整个长江以南大规模的战事全部结束，上海租界地的列强武装也认识到干涉失败，而且黄浦江、长江沿岸都发现了振国军的大口径火炮阵地，耀武扬威的军舰也不敢深入内河。失去了海军这个最大的依仗，租借地被断水断粮，列强们终于忍不住向振国军发出了谈判请求。
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吕梁不得不忍着内心的不满，派人与其谈判，吕梁要求将谈判重点放在之前列强和满清签订的条约上。当然，吕梁不会天真的以为列强会放弃在长江以南地区的权利，这里每年为他们提供大量的财富，是整个殖民地体系里的重要一环，怎么会轻易放弃？
革命政府的态度很坚决，不承认满清与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权利，但列强的租借地可以暂时保留，割让的领土也可以进行协商，通商口岸不但不会封闭，还会进一步增加，当然，所谓的最惠国待遇绝对不会继续存在，税率的制定由革命政府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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