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
现在，有一些根本性的任务革命还没有完成，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把握某种新的事物，在这种时候用上述办法来庆祝革命特别适当而且必要。
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这一“新事物”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引起了许多问题和疑虑。
理论问题是，在革命总的说来是胜利推进的条件下，在同一个领域里，在采取了许多最革命的行动之后，又转而采取非常“改良主义的”措施，这该怎样解释呢，这里有没有“放弃阵地”、 “承认失败”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呢我们的敌人从半封建的反动分子到妥协派或第二半国际的其他骑士们，当然说有。要是他们不假托各种理由或者不要任何理由就发出这样的叫嚣，那他们就不称其为敌人了。一切政党，从封建主到妥协派，在这个问题上的惊人的一致，不过再一次证明所有这些政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确实是“反动的一帮”。
但是，在朋友中间也有某种“疑虑”。
我们要恢复大工业组织大工业和小农业间的直接产品交换，帮助小农业社会化。为了恢复大工业，我们实行了余粮收集制从农民那里借来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原料。这就是我们在今年春天以前的三年多时间内所实行的方案(或方法、制度)。从直接和彻底摧毁旧社会经济结构以便代之以新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上说这是完成任务的一种革命办法。
开春以来我们提出(还不是“已经提出”只是刚刚“提出”并且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完全不同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动的办法、方案、方法、制度。所谓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
这是完成任务的另一种完，与原先的革命办法相比，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革命这种改造是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
有人问，既然你们试用革命方法以后承认这种方法失败而改用改良主义方法，那岂不证明你们是在宣布革命就是根本错误的吗？那岂不证明根本不应该从革命开始，而应该从改良开始，并且只限于改良吗？
妥协派和类似的人所作的就是这样的结论。但这种结论，不是政治上饱经“风霜”的人的诡辩和骗人伎俩，就是“初出茅庐”的人的幼稚无知。
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失去清醒的头脑异想天开地以为“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
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活动领域都一定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那他们就毁灭而且一定会毁灭(是指他们的事业由于内因而不是由于外因而失败)。
谁“异想天开”要这么干那他就完了因为他想在根本问题上干蠢事而在激烈的战争(革命就是最激烈的战争)中干蠢事是要受到失败这种惩罚的。
凭什么说“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能够而且应该只采用革命的方法呢这是毫无根据的。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绝对错误的。
我国革命的经验也证实了这种说法的不正确。从理论上看，在革命时期也和在其他任何时期一样，都会干出蠢事来。应该尽量少干蠢事，尽快地纠正已经干了的蠢事，尽量冷静地考虑，在什么时候，哪些任务可以用革命方法完成，哪些任务不能用革命方法完成。从我们自己的经验看，布列斯特和约就是一个决非革命行动而是改良行动的例证这种行动甚至比改良行动更糟，因为这是倒退行动而改良行动通常是缓慢地、审慎地、逐渐地前进，而不是倒退。我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的策略的正确性，现在已得到充分的证实。
大家都很清楚，我国革命充分完成了的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工作。我们完全有权以此自豪。在我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或者说社会主义的工作可以归纳为三大项：
(1)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揭露两个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强盗集团的大厮杀并使这场战争打不下去。从我们方面说，这一点已经完全做到了，但是要从各方面都做到这一点，只有靠几个先进国家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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