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吏治清明需要教化和监督，其实也是中枢缺失一些作为。”张良能察觉出皇帝心情极坏，担忧在三川郡大搞清算，小心翼翼地开脱了一句，然后又说：“大量土地归于国有，国家也没有将土地分配或是贩售出去……”
“张良啊。”吕哲打断张良的话，说道：“帝国现在的国策是移民为重，鼓励民众前往新开拓地发展。”
可不是吗？一些边郡的土地便宜到几乎像是白送，想要拥有大片土地可以去边郡。腹地本来就是人口稠密的地区，也就是战乱失去太多的人口才会有土地空闲下来，可是随着战乱平息一些土地原本的主人也在回流，官府将某块土地卖出去，土地的原主人回乡之后怎么办？
“十年之期没到呢。现在国家持有的土地。很多只是代管。”吕哲知道三川郡在战国时期是属于韩地，哪能不清楚张良是顾念乡情。他闷闷地说：“帝国是法治，一切依照法律办事。”
就是法治张良才担忧。法家在历史上的评价有好有坏，可是法家绝对是统治者的头号狗腿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因为古时候所谓的法治都是围绕着统治者进行。制定的律法都是对当权者有利，也就是统治者想要什么样的法制，然后法家制定什么样的律法。因此古时候所谓的“法治”可不是现代那么一回事。
张良是清楚吕哲追求的法治与以往很不同，但是说到底执行律法的依然是人，皇帝有心追求公正，可是官员要是想要讨好皇帝来个穿凿附会呢？
“我们没有进入三川郡，有数十官员潜逃或是自杀，又有数百人潜逃或是自杀。陛下。帝国对外战事不断，内部可生不得乱呐！”张良也算是苦口婆心了，他又说：“南阳郡的审案叛理，执行得有些过了，三川郡发生的事情已经给出警示，若是帝国的其它郡县也……”，似乎是自己觉得有些危言耸听，说一半他自己停了下来。
华夏的观念讲究的是因情而异，也就是在什么时机来进行什么样的事情，时机不对的时候可以姑息。只有到了时机对的时候才好严肃处理。实际上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华夏的法治才是“人治”，因为判断时机的是人嘛。
吕哲也清楚很多人对法家是鄙夷态度。张良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南阳郡也明悟到一些东西，法治绝对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建立起来，要长久的时间来形成一套规则。南阳郡会被流放一千多人，那是执法者揣摩他的想法，讨好的时候在判案执行重刑处理，确实是有失偏颇了。
想要执行真正的法治，不是靠吕哲一个人能够办成的，按需要整个社会有足够的认知。他也不是要因为自己心情不好大搞吏治，只能苦笑着说：“朕听进去了。朕会吩咐下去……”停顿下来。看着张良改口道：“既然你有自己的看法，不如由你做御史。来处理那些事情。”
御史可不是帝国才有的官职，先秦时期。天子、诸侯、大夫、邑宰皆置“史”，是负责记录的史官、秘书官。国君置御史。自秦朝开始，御史专门作为监察性质的官职，负责监察朝廷、诸侯官吏。
御史在帝国是属于检察署那边的编制，归属燕彼管。皇帝可以临时任命御史针对一些事情进行彻查，吕哲在这个当口任命张良，是有心想要用柔和态度来处理地方上的问题。
君臣对话的时候声音没有刻意放轻，周边的人都将那些话听得详细。不少官员都是有些佩服地看着张良，他们认为张良敢在皇帝发怒……或者叫生气的时候进言，实在是胆魄足得很。
张良则是在想什么？他不知道吕哲为了什么在生气，可是吕哲生气的时候依然还能听纳谏言，不由心中赞叹：“也许正是因为陛下胸襟雄阔才能使众多英豪追随，建立起如今的大业。”
吕哲胸襟是不是雄阔不知道，但是他一贯的作为就是不吃独食，那才是那么多人愿意追随的主要原因。不过嘛，文人总是喜欢用修饰手法来形容，可不会太过直白，张良就是属于其中之一。
帝国是在对外进行战争，内部确实是不能生乱，哪怕想要肃清官治也不是在这个时候，只能是等对外战争停顿下来，那时才是恰当时机。
“臣近日得到黄石公传授，多有所得。”张良小心翼翼地试探道：“陛下若是有忧虑，臣或许会有一些建议？”
吕哲愣了一下，心想：“张良还是遇到黄石公了？”
也不知道是野史还是正史，都记载张良是得到了黄石公的韬略书册，也就是所谓的《太公兵法》，学习之后才会有那么多的成就。
黄石公现在可还活着，他是秦末汉初的五大隐士之一，另外四人是东园公姓唐名秉、夏黄公姓崔名广、绮里季名吴实、甪里先生名周术。
早些年吕哲其实是不知道什么五大隐士，他们的名声是近些年才渐渐传出来，传言中五人都有治世的大才能，吕哲有派人前去商山进行过探查，知晓那里有“商山四皓”，就是唐秉、崔广、吴实、周术，探查到的信息有点古怪，四人皆是黄老学派出身，可是行为又很像是方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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