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与我有情有义，我们有缘成就了夫妻。我了解先生，先生也会熟悉我。我们的家人自然会被关注，先生的一切都成了我所重视的事，之前的生活，之后的未来都成了我所关注的。他之前的妻子也慢慢映入了我的脑海，逐渐清晰。
先生前妻柳芳荣在家附近一家砖厂工作，伟民在离家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工作，是一家钢铁厂，两人每天一早共同走一段路程。这一天，与往常一样，先生还没到单位，后边妻子喊他，他回头一看，妻子脚步不稳地追着他跑来了，他心头一紧问，“怎么了？”妻子就嘻嘻的与他语无伦次的打着招呼，他一看妻子不正常了，走路脚抬得好高，轻飘飘的，心想坏了，妻子一定生病了。先生强压制着自己的心情，带妻子一起到单位请了假，马上联系医院，要带妻子去看病。
路上先生想着这几天妻子与他说的话，“我担心厂子不要我上班，因为喇叭里早起喊了，资本家的人在上班，地主家的人在上班，老百姓家的人呢？听着好像在说我！”伟民说：“没事，能上就上，不能上就不去！没关系的。”连着几天，妻子说厂子喇叭里一直在喊。
先生想可能妻子无法承受，突然精神崩溃。他没有耽误时间，电话联系了姐夫，请帮忙联系医院。也思路过妻子工厂，问问什么情况。结果妻子工厂人说，今天不让妻子上班了，没有原因，妻子进门被拒。伟民知道了，就是这个原因，突然不让妻子上班，妻子接受不了，精神一下子崩溃了！先生心好沉啊，文革时代“狗崽子”等等一直压人，自己是资本家出身，妻子是地主家出身，在这里近农村也要受到牵制。
先生父亲曾经问他，“我们所处时代什么时候能好起来？”先生坚定地回答，“一定会好起来，但是不知道具体时间，只能等！”父亲没等到政策好起来，六十岁就离开了了，成了遗憾。母亲还好，在八几年落实政策后离开了。
妻子生病，就近有医院可就医，隔离治疗。先生还要工作，就给妻子办好手续离开了，结果住院了一段时间，治疗效果不好，妻子住院后，病情一直没有好转，伟民去看芳荣，芳荣不说话，自己面朝墙壁一站就是半天，先生看着她实在可怜，就带回家，自己照顾了，从此后，芳荣病时轻时重，一直不好，曾经走失一次，后被好人收留，慢慢回到了家。
芳荣病了，也很听伟民话，走哪里都拉着他的衣角，他也搀扶着妻子。在家里，伟民说做饭吧，伟民看着她，她用斜眼看一下丈夫，笑一笑就和面做饭，只要不看着，她就玩。但是有妻子在，总比没有在要好，先生认命，一直盼着妻子好起来。先生两个孩子，一儿一女，都在村子里由奶奶照顾。他带着妻子住在了单位。
家的日子，伟民苦苦支撑，几年过去了，伟民徐州后来落实了政策，经过长达两年奔波，政府专门下了一个文，给他分了房子，徐州云龙湖公园附近住，但是伟民一家人不在徐州，后来孩子高考住过一段时间，朋友住了好多年。
伟民单位也分了房子，芳荣糊涂的时候会给屋子里墙上画画，写字，写诗词，白色的墙壁上画的乱七八糟。有时候，还在屋子里烧纸，屋子给熊的乌烟瘴气，黑咕隆通。芳荣自己在家的时候，有时候不给开门，反锁屋子，伟民下班进不去家，怎么喊叫都不答应。
日子再苦，伟民还是坦然面对，也经常带妻子手挽手出去散步。出去散步，这个时候是妻子最快乐地时候，她高兴地像个孩子，默不作声地与伟民一起走着，走着……
有一次，伟民上班不在家，后来下班回家一看，妻子把刚买的一袋面撒上水全部摔在了家里墙壁上，她看到伟民笑着高兴地说：“你看，这样不坏！”说完又甩了起来。伟民只能苦笑，很心痛，也无话可说，妻子太可怜了。
妻子病情有时表现越来越重，自己在家里会上房顶，不穿衣服跳舞，引来周围人观看。一次，她看到伟民，怕叫她，一不小心，直接从房顶上跳了下来，摔断了两根肋骨。伟民赶快送往医院，检查身体别处没事。芳荣只能在家里，伟民在屋子外边上了锁，一是保证妻子不再出去，一是保证自己能开门进来，这样还防止芳荣跑出去走丢。
多少年过去了，孩子们长大了，伟民儿子大学毕业回到了家里，一天他与爸爸说：“爸爸，我妈天天被锁着，今天我在家等着工作信息，爸爸就不要外边锁门了，我看我妈。”伟民说：“好！”结果孩子中午睡着了，醒来后发现妈妈不见了，他赶快通知爸爸，伟民请假与孩子一起去找，他们按着人们提供的线索，找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始终没有找到。人们说芳荣是披着一个床单走的，附近有火车站，就怕她乘车走了，所以不好找。伟民也报案，大家提供了各种线索，但是跑遍了大家说的所有地方都没有，怎么找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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