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无论是梅曾亮还是郑板桥，他们皆论及到了“天机”“神遇”“机缘”以及“感兴”等关键要素，并强调了这些因素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至关重要性。确实如此，在整个写作历程当中，此类主题可谓是时刻都会遭遇的难题，同时也是“写作学”理应深入阐释并予以重视的核心要义之一。只有充分理解并善于把握这些微妙的元素，作者们方能创作出真正动人心弦且富有感染力的优秀作品。
五明了解到，在遥远的古代，处于过往岁月里的那个社会环境之中，因为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滞后以及文化知识传播有限，尤其是关于人体生理机能和心理活动规律方面的探索尚处于初始阶段，显得极为稚嫩薄弱。所以人们对于“人”这一主体自身的认知水平（其中最为关键的当属人类的“思维”运作方式以及“心理”变化现象）一直未能取得重大的进步和突破性成果；不仅如此，还有部分来自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文人雅士”、“饱学之士”受到其所处时代背景和阶级立场的限制和影响，他们存在一定的偏见，往往故意去夸大“天才人物”所具备的超乎常人的能力，并极力推崇那些被视为“圣贤之人”的崇高地位。这么做的目的无外乎就是想要凭借这种手段来垄断文化资源、独自掌控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此外，即便是众多具有颇高参考价值的创作心得、经验总结以及相关的文章论述着作等资料文献，它们本身其实也或多或少地夹杂了一些“唯心主义”思想成分以及令人难以理解的“玄妙晦涩”的表述用语。正因为上述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整个局面呈现出一种精华与糟粕相互混杂、正确观点与错误看法彼此纠缠不清的复杂状态——因此，针对“机遇”和“灵感”这样一个关键议题的解释说明工作，长久以来都像是被一层又一层厚重的迷雾所遮蔽掩盖，使得其真正面目反而变得愈发模糊难辨起来。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之上，时间回溯至遥远的古代时期。彼时，率先提出“文气”学说的乃是曹魏政权的开国皇帝曹丕。他曾断言：“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在此处，曹丕所言之“气”，实乃指一个人内在的“气质”以及与生俱来的“禀赋”。此二者皆属于“巧拙有素”之物，乃是天生造就而成，与后天的“人力”并无太大关联。即便此人有着身为父兄的血缘关系，亦无法将其自身的这种特质传递给子弟后代。如此一来，曹丕似乎将“天分”的重要性强调到了一种绝对化的程度，颇有一种“天才”论调的意味蕴含其中。
时光稍纵即逝，继曹丕之后不久，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颜之推在其所着的《颜氏家训》里同样发表过相关言论。他指出：“学问存在利弊之分，文章亦有巧拙之别。那些天资愚钝之人若能勤奋好学、积累功力，倒也无妨达到精通熟练的境界；然而，对于那些文笔笨拙之人来说，即使反复钻研思考，最终恐怕依旧难逃粗陋浅俗之态。不过，只要能够成为一名饱读诗书的学士，便足以立身处世；倘若确实缺乏天赋才情，那么还是切勿勉强执起那支书写之笔为好。他始终觉得追求“学问”与撰写“文章”存在着显着差异。所谓“学问”，通过勤奋学习便能够获取；然而“文章”则不然，想要写出好文章并非易事。一篇文章的优劣、巧妙或者笨拙，关键取决于作者是否具备“天才”。即便花费大量时间去钻研思考，其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倘若一个人着实缺乏“天才”，那么强行拿起笔来创作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如此观点无疑将“写作”这项才能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唐朝时期的李德裕曾言道：“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杼轴得之，淡而无味。”这番言论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文章”这个事物宛如一股来自大自然的灵动气息，它会在恍惚之间，未经深思熟虑便自然而然地降临。可若是通过精心构思、苦心编排所得出的文章，反倒显得平淡无奇、毫无滋味可言。李德裕所提出的这种关于“灵气”的说法，的确带有几分玄妙虚幻之感。
通过学习，五明知道到了清朝，赵翼作为一位极力倡导“创新”理念的人物，其思想颇为开放自由，有着不少精妙绝伦且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在他所作的一首题为《论诗》的诗歌当中，也曾写道：“少时学语苦难圆，只道工夫半未全。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这句话意味着年少时学习语言文字，总感觉难以做到完美无瑕，那时仅仅以为是自己下的功夫还不够充足。直到年老之时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很多事情并非单纯依靠个人努力就能达成的，其中大约只有三成靠人力争取，七成则要仰仗上天的恩赐。年轻的时候，他坚定不移地相信着一个道理：写作依靠的全然是所谓的“工夫”。若是作品写出来显得不够圆润、完美，那一定只是因为自己下的“工夫”还没有到家。于是乎，那些青涩岁月里，他埋头苦干，笔耕不辍，一心只想用勤奋与坚持去弥补技艺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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