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追逃协调小组可不是吃素的，他们立马组织了第三次入陕行动。同年5月，广东省公安厅也派出了得力干将，带着汕尾市的一个小分队，再次奔赴疑犯可能藏身的几个省份。据说，有的逃犯可能就躲在渝、陕、鄂三省交界的地方，那地方也就方圆数百公里。由于涉及三个省份，追捕人员可没少走回头路，跟各地公安机关层层沟通，不断下派指令，搞得跟侦探小说一样。
虽然辛苦，但好在得到了相关省份公安机关的大力支持。陕西省、西安市两级公安机关不仅派出专人陪同追捕组下到张军红的家乡周至县进行布控，还在1999年底和2000年两次配合汕尾警方在周至县进行围捕。可惜啊，张军红就像个狡猾的狐狸，始终没有露面。
2001年4月，第三次入陕，广东警方这次可是下了血本，不仅带来了更详细的资料，还准备了一整套法律文书，甚至向社会悬赏，每抓住一名逃犯就奖励1万元。这细致的工作可不是闹着玩的，渐渐显露出了效果。2001年6月，周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给汕尾刑警支队打了个电话，说张军红用化名在某地做生意。两地警方沟通了最新情况后，都兴奋得不行。
可是，张军红这个流亡的老狐狸哪是那么容易落网的？此后的半年，他又像蒸发了一样消失了。直到2月22日，公安人员终于又逮住了他的狐狸尾巴：张军红出现在周至县城一户亲戚家中。当天上午，张军红在炕上被当地警方抓了个正着。2月27日，得知张军红已经落网的消息，汕尾市警方立马派出3名刑警第四次赶到陕西。这一次，他们脸上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估计心里都在想：“这狐狸终于被抓到了！”
嫌犯落网后连叹33口气，可见他负案潜逃的三年过得是多么惶惶不可终日啊。在张军红被押送到广东之前，笔者和他还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笔者问：“案发后这么多年，你就没想过投案自首吗？”张军红叹了口气说：“想过，但我知道这水有多深，我不敢见警察……”笔者又问：“你一个陕西人，怎么去的广东？”张军红说：“我是家里惟一的儿子，父亲害怕我学坏，1990年就让我去北京当了兵。1992年退伍后，我就留在北京一家酒店当保安。1997年去深圳一家酒店当了保安……”笔者继续问：“在深圳打工，怎么认识了那些坏人呢？”张军红苦笑道：“哎，都是在外面交的朋友。我曾有一段时间没工作，一个汕尾小伙子帮我介绍在一个娱乐广场当保安，我就和他成了朋友。没想到，他经常叫我去给他帮忙打架，一次深更半夜，他拿着一把50厘米长的刀逼我去砍人，结果，被派出所拘留了8天。去汕尾，也是认识的朋友叫的，我稀里糊涂就去了……”笔者最后问：“上到‘长胜’号货轮后怎么样？”张军红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哎，别提了，那简直就是个恶梦啊！”
张军红，那个在船舱里被迫参与罪恶阴谋的人，现在坐在西安咸阳机场派出所的长沙发上，33次的长叹仿佛是他这几年的惊恐生活的缩影。他哀嚎着说：“那几年，我活得就像只惊弓之鸟。”
“你知道吗，当我从报纸上看到那个大案子时，我吓得差点没尿裤子。”他笑着说，然后透露了作案后的悲惨生活：“我揣着那三万多元，像只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窜，结果钱很快就花光了。我不敢在广东待下去，只能灰溜溜地回老家，然后又跑到甘肃去躲风头。”
提到他的母亲去世，张军红突然变得有些伤感：“那时候听说警察在找我，我哪敢回家啊，只能跑到陕南山区去卖蒸馍、烤饼。一下雨就赚不了钱，生活真是苦不堪言。我甚至改名叫刘润德，想逃避过去的一切。”
但是，当谈到这次终于被抓时，张军红却突然笑了：“其实，这次被抓我还挺高兴的。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他长叹一声，接着说：“只是，我对不起我的父母，对不起我的媳妇和6岁的儿子。我希望他们能理解我，原谅我的过错。”
就这样，张军红在机场的长沙发上，用他的33次长叹和一次微笑，讲述了一个关于罪恶、恐惧和悔过的故事。
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2月的大审日里，像炒菜一样把翁泗亮和索尼·韦的案件给炒了个熟透。翁泗亮因为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被判了个“死刑套餐”，还附赠没收财产；索尼·韦更惨，除了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还非法持有毒品和私藏枪支弹药，被判了个“超级死刑大餐”，同样没收财产。贾宏伟等11人也没逃过一死，同样被判处死刑并没收财产。其他25名被告人也分别尝到了刑事处罚的“苦果”。
可是，这13位“美食家”显然不满意这顿“大餐”，纷纷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1月8日再次开锅，炒出了二审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报请人民法院再次品尝。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觉得，这13人团伙冒充公安边防人员，拿着枪械等凶器在海上抢劫过往轮船，简直就是“海盗版”的抢劫罪，手段恶劣，数额巨大，给海运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味蕾”伤害，后果特别严重，必须依法严惩。于是，高级人民法院再次确认了原判决的“味道”，让这13位“美食家”好好品味了一下法律的“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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