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公社的“稻田养鱼”大面积丰收，然而也出了不少问题。
当时一切生产资源都归公家所有，不是国营就是集体，属于农民自家的生产资源是极少的，几乎没有。“稻田养鱼”的水田是集体资源，购买鱼苗也是大队投入，照看水田，换水排水之类劳动，都在生产队记了工分。因而所有捕捞的鱼，所有权都归大队，这一点殆无疑问。
问题出在分配上。
红旗公社的社员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水田里捞起来这么多鱼，而且没费多少事，和天上掉馅饼也差不多少。每个大队多的两千五六百斤鱼，少的也有近两千斤，不是小数目。大家眼巴巴地指望着公家分鱼。
当初决定投放鱼苗，是公社严书记一声令下，各大队一体遵从，毫无疑议。丰收之后，因为属于大队集体财产，公社不干涉分配，甚至连个指导性意见都没有。二十一个大队各行其是，有的按工分多寡一次性全都分配到人；有的按人头平摊；有的分了一半，另一半归大队处置，卖掉一部分算作大队的积累，另一部分则被大队干部送了人情，更有甚者被个别干部瓜分；还有几个大队没有全部捕捞，只捕捞一部分分给社员，剩下来的移养到水塘里，等待过年时更大的丰收。
集体所有的财产，集体决定分配，也属正常。
但红旗公社在早稻收割的时候一下子冒出这么多新鲜鲤鱼鲫鱼来，整个向阳县的水产品供销系统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大队统一交售给县区供销社，倒也罢了，供销社自会安排销售出去。而一些分配到鲜鱼的社员，节俭惯了，绝不会一顿吃掉，也偷偷卖了出去，甚至临近公社和县城一些日子过得稍好的干部家属，纷纷跑到红旗公社来买鱼，一时之间，红旗公社交通便利的几个大队人流如织，煞是热闹。
如果放在几年之后，改革开放伊始，这种场景要在红旗公社负责人的政绩簿子上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可惜的是，提早了几年。这就不是政绩而是罪状了。
罪状还不止一条。
第一是滋生了贪污**现象。所谓贪污**，前面已经提及，少数大队干部在分鱼的时候多吃多占，个别人还给公社干部甚至是县里干部送鱼。引起广大社员群众强烈不满。
初次听说此事，我头晕得厉害。
送鱼？贪污**？
在我这个二十一世纪地穿越者看来。这两者之间。实在难以扯上什么干系。头晕一阵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就是扰乱了正常地供销渠道。滋生了投机倒把地现象。向阳县处于内陆山区。准确一点说是丘陵地带。历来没有丰富地水产出品。鲤鱼鲫鱼之类虽不罕见。也不是经常能吃到。此前通常要在逢年过节时。供销系统才会组织淡水鱼供应城区居民。如今市面上平白无故突然多了两三万斤鱼。还有私自买卖地行为出现。非投机倒把而何？推源祸始。这笔债自然也要算到红旗公社地负责人头上。
投机。我是听说过地。也不是什么贬义词。至于“倒把”是啥意思。却委实不知。一九七七年又没有网络。想查都没地方查去。
第三就是唯生产力论与“资本主义思想抬头”。
多养几条鱼就是唯生产力论。多吃几条鱼就是资本主义思想抬头。这个推理地方式我虽然明白。却想不通。大约是生活时代不同使然。
第四条罪状却是私底下的，上不得台面。
红旗公社“稻田养鱼”大获丰收，很快就传遍了全县，其他公社甚是眼红，大队干部纷纷向各自公社的头头脑脑们询问，是不是可以有样学样，照此办理，让社员们也尝点荤腥？这可是个敏感问题，许多公社一把手不敢自专，又将矛盾上交，一级级请示到区里、县里。
王本清曾经主政多年的古镇公社，甚至专门写了个请示报告，上交县革委会，请求批复。
据说王本清大为恼怒。
什么叫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是一切得按计划来。谁定的计划？当然是上级了。难不成你一个小小红旗公社革委会，也能定计划？
你要是随随便便养几条鱼，捞起来一顿吃了，也就算了，没人管你。这一家伙整出几万斤来，吃的吃卖的卖，搞得全县沸沸扬扬，这要让宝州地区的领导们知道了，还不知该怎么定性呢。
严玉成和柳晋才这两个混帐东西，真不让人消停。
王主任发怒，在向阳县就是大事情。县革委正副主任中排名第三，分管农业生产的副主任唐海天亲自组织了一个调查组，赶赴红旗公社调查“稻田养鱼”事件。
唐副主任尚未到达红旗公社，在台山区就和严玉成顶了牛。
严玉成听说唐海天如此兴师动众，就为了调查所谓“养鱼事件”，立即火冒三丈。
“这个事情，上次老崔来红旗公社的时候，我就和他解释过了。为什么还要死死揪住不放？他崔秀禾到底是何居心？”
反正已经开罪崔秀禾，严玉成也就不留半分面子，直斥其名，连崔部长都懒得称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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