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朱载坖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朱翊钧于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他在位初期，由张居正等大臣辅佐，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但后期，他荒于政事，长期不理朝政，国家运转几乎停摆。明朝逐渐走向衰落。
从他爷爷朱厚熜后期沉迷炼丹修道不理朝政，到父亲朱载坖后期的沉迷享乐，再到自己后期的长期怠政，这种连续几代皇帝在统治后期出现的消极执政态度，对明朝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暴露出封建帝制下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机制的弊端，容易导致皇帝的个人行为对国家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朱翊钧年幼的他在张居正等大臣的辅佐下，奋力开启了一段扭转乾坤的复兴之旅，这便是赫赫有名的“万历中兴”。
且说那考成法，张居正为了整治官场慵懒怠政的风气，精心制定了这一严规。规定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
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论处；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最后内阁同样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
礼部的员外郎王大人，本是个混日子的主儿。考成法一出，他起初不以为意，依旧散漫行事。待到期限将至，他负责的祭祀筹备事宜仍未完成。这可不得了，被六科狠狠参了一本，不仅被罚了俸禄，还降了职。这事儿一出，满朝官员皆惊，谁也不敢再轻视这考成法，办事效率那是蹭蹭上涨。
张居正亲自带着一帮官员深入福建乡村，与当地百姓交谈，实地丈量土地。遇到那豪强权贵霸占土地却不纳税的，张居正毫不手软，坚决清查。福建试点成功后，迅速推向全国。
这一条鞭法，从前百姓交税，又是粮食又是布匹，繁琐不堪。如今统一折成银两，简单明了。富商原本想尽办法偷税漏税，这下子可没了空子可钻，乖乖按章纳税。
在张居正的全力治理下，黄河水患得以控制，淮河航运通畅，运河运输繁忙，南北货物往来频繁，商业繁荣。
朱翊钧皇上慧眼识珠，重用戚继光和李成梁。为明朝的边疆稳固发挥了关键作用。
戚继光在蓟门，致力于操练兵马，他所统领的军队纪律严明，军容整肃。有一回，鞑靼派出一小股精锐部队妄图趁夜偷袭。戚家军凭借着严密的军阵和出色的战术，给予鞑靼敌军以沉重打击，使其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李成梁在辽东威名远扬，他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敏锐的洞察力，多次识破敌军的阴谋。面对来犯之敌，他指挥若定，果敢坚决，一次次成功将侵犯之敌阻挡在国门之外。
戚继光的晚年颇为凄凉。张居正病逝后，戚继光受到牵连，被调往广东，最终在穷困潦倒中离世。
李成梁则因后期在边事上的一些失误，以及放纵努尔哈赤势力的崛起，受到了诸多指责。
这段历史见证了两位名将的辉煌与坎坷，他们的功绩与遭遇都成为了明朝历史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当时间来到万历皇帝执政的中期，之前的繁荣安宁开始面临新的挑战与考验，形势变得复杂起来。
“国本之争”则是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的册立问题展开。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欲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而大臣们依据封建礼法，坚持应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场争论持续了多年，众多大臣纷纷上书谏言，导致万历皇帝与大臣之间关系紧张。
最终以朱常洛被立为太子而告终，但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斗使得朝廷内部党争加剧，政治风气败坏，也为明朝后期的政治危机埋下了隐患。
朱翊钧亲政后，对冯保和张居正进行了清算。冯保作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二人在万历初期权势显赫，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去世后，朱翊钧亲政。为了树立威严，他着手清算内廷势力极大的大太监冯保，将其罢去东厂提督的职位，押到南京软禁，抄没家产。
随后，群臣对已故的张居正发起了攻击。万历十一年，朱翊钧看了有关张居正的狱词后，剥夺其太师等职位，并斥其子为民。之后又追夺张居正的谥号，抄没其家，将张居正的罪状告示天下，甚至把张居正的尸体从棺材里挖出暴晒，流放其后代。
在“争国本”事件后，朱翊钧竟多年不上朝，深居简出，不理政事。据史料记载，他连续多年不上朝，甚至出现了“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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