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宗法和所能祭祀的对象。如果不是自己应该继承的祖先，就没有权利去祭祀。只有继承始祖的“宗子”一脉才有主祭的特权，其他的子孙都没有资格祭祀始祖。
可无论是什么身份的人，都必须祭祖。因此，为了实现祭祖的愿望，人们不得不尊重那些有资格祭祀始祖的“宗子”。正如《礼记·大传》所说：“因为尊敬祖先，所以才会敬重宗子；敬重宗子，也是尊敬祖先的表现。”
如此一来，“宗子”的地位变得至关重要，作为祭祀始祖的“宗子”受到众多庶子的敬重，从而在无形之中获得了统治他们的权力。
在秦国，从政治角度来看，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君主；而从宗法角度来说，一座宗庙不能有两个祭主。各级宗族成员都必须以各级“宗子”为核心，以表达对祖先的尊敬和对宗祖的敬意，这成为维护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秦国全面继承了这一礼制。
此外，宗子对于其所属范围内的族人具有统领、处置和保护的权力。周朝的宗族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这些武装的统帅便是各个宗族的宗子。这些宗族武装经常与国家军队一同参与对外战争。
例如，在春秋时期的鄢陵之战中，与楚军交战的晋军主力就是由栾氏、范氏、中行氏、郄氏等宗族的武装组成。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宗族武装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秦国为例，诸侯王、公、侯这三个等级的诸侯可以建立自己的封国，并拥有各自的军队。而这些军队实际上就是由宗室子弟组成的私人武装力量。
此外，作为宗主的宗子不仅有权掌控族人的财产，甚至还有权决定他们的生死。例如，在春秋时期，晋国赵氏家族中的大宗赵鞅曾经强行命令族人赵午交出他所拥有的"卫贡五百家"。
后来，由于赵午行动迟缓，竟然遭到了赵鞅的杀害。这种对族人的杀戮行为在当时的周朝宗法制下被认为是合法的。
事实上，《左传》中有记载表明，晋国的贵族知在被俘获释后，表示愿意接受来自宗子的死刑惩罚。
另外，宗子对于族人的处置权力还包括流放。比如，晋国的赵婴因为通奸罪被大宗赵同等人驱逐到齐国。因此，国家不仅承认而且尊重宗子对族人的处置权力。当需要对宗族成员实施惩罚时，往往会首先征求宗子的意见。
郑国放逐游楚时，执政子产首先向大叔（游吉，游氏大宗）咨询意见。这表明国家承认宗子对族人拥有庇护权。宗子的庇护不仅体现在给予族人各种照顾，还包括在诉讼中偏袒族人。《左传》中记载了一个梗阳人的故事，他遭遇牢狱之灾，但由于其大宗贿赂了女乐，最终得以幸免。
宗子享有以下特权：
(1) 宗子有权主持祭祀活动，这种主祭权象征着一种特殊的身份地位，在宗法社会中备受重视。
(2) 宗子掌握着本宗的财产控制权，可以管理和支配家族的财富资源。
(3) 宗子负责管理宗族成员的婚姻、丧葬等重要事务。每当宗族成员有重大事情发生，都需要向宗子禀报。同时，宗子也承担着帮助族人处理婚丧事宜的责任。
(4) 宗子对宗族成员具有教导权和惩罚权，可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训诫，并对违反族规的行为实施惩处措施。
宗子作为一族之长，在家族内地位尊崇，对族人有着绝对的支配权，族人对他既敬且畏，不敢稍有违逆。可以说，宗子就是整个家族的精神领袖，他的意志就是全族的意志，所有族人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于他。
与此同时，宗子还是国家管理宗族人口的重要中间人。他们在宗族内部享有广泛的权力，这种权力甚至已经超越了家族范畴，延伸到了国家的基层行政与司法领域。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宗子的存在不仅稳定了家族秩序，还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石。
此外，宗子们往往会拥有自己的家臣团队，这些家臣如同忠诚的卫士一般，时刻守护着宗子的利益。这样的家臣制度在秦国同样存在，例如太子就设有专门的东宫属官。由此可见，宗子的这套家臣组织实际上就是国家的一种基层政权形式，它在维护国家统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尽管宗法关系在先秦时期影响深远，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完全享受到这一体系带来的好处。那些有氏的居民，比如数量众多的卿大夫、士以及天子和各诸侯国的国君等，才能够真正受益于此。但即便如此，天子和诸侯作为国家和公共权力的象征，他们与王室和公室亲属之间的宗法关系也会受到诸多限制。
特别是那些已立氏的王室和公室后裔，他们在面对天子或诸侯时，必须遵循严格的君臣关系，而非亲属关系。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凭借血缘关系来谋取私利或者干涉政治，而是要以臣民的身份向君主效忠。这种“弟兄不得以属通”的原则，使得宗法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削弱，同时也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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