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十五年，刚过而立之年的朱琳泽放弃了帝位选举，在交接了所有世俗权利后，带着家人开始了环球之旅。
之所以可以卸下重担，回归正常人的生活，是源于他对现有制度的信心。
十年前的“中秋会议”后，大明不仅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一路高歌猛进，更汇集天下贤才，重新梳理并制定大明帝国的新法典。
这部法典，在三千多位博学多才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历经五年的精心打磨，终于定稿，并顺利进入试行阶段。
法典名为《征途律》，明确宣告公民是国家和民族的主体，皇帝与朝廷的一切权力皆源自公民，受公民监督，为公民谋福祉。
而要让公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于对各个领域的持续开拓和对内部的公平分配。
法典赋予了每位公民生而自由的权利，宣布人人享有生命权、自由权、选举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确保《征途律》的落地执行，大明还配套建立了《民族数据法》以及道教的“天、地、人”三宗体系。
《民族数据法》依据《征途律》的定义，以中华民族为个体进行数字化建模，通过多维度数据指标来衡量民族的健康度。
简而言之，就是将民族视为一个整体，通过各种“探针”采集数据并进行加工处理，以此来判断“这个整体”是否健康的体系标准。
虽然整个大数据模型异常复杂，但是原则很简单，那就是《征途律》里提到的几条铁律：
首先，公民是民族的主体，其生存状况的好坏是判断民族是否健康的唯一标准，也是评判当权朝廷优劣的唯一衡量指标。
针对这条铁律，定义出的监控指标非常之多，比如说：公民出生率、死亡率、就业率、收入水平、贫富差距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贫富差距，它作为重点监控对象，拥有一系列详尽的子指标，其中最为人所知的便是宗羲系数。
这一系数通过以智曲线计算得出，曲线图中横轴代表人口（按收入从低到高排序），纵轴则代表收入。
当以智曲线偏离对角线越远，便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
宗羲系数正是用以量化这一偏离程度的指标，其值介于0至1之间。
0代表绝对平等，即人人收入相同；而1则代表极端不平等，即所有收入集中于一人之手，其余人一无所有。
宗羲系数越低，意味着收入分配越趋近于平等；反之，则代表不平等现象越严重。
一旦宗羲系数超过0.4，道教三宗便会向皇帝发出警告；若超过0.6，则三宗将要求皇帝退位，并监督朝廷重组。
其次，帝位与朝廷的权力，是公民所赋予的神圣公器。执掌这些公器之人，其个人利益（尤其是财产）不再享有隐私权。
道教三宗每年不仅会公布皇帝与当权朝廷的政绩报告，还会详细公示皇帝及内阁成员的个人财产状况，以供天下人监督。
最后，《征途律》与《民族数据法》的任何修订，都必须坚守以上两条铁律不动摇。
任何试图改变这两条基本原则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叛族之举，必将遭到全族的共同讨伐。
道门三宗作为《征途律》的守护者，职责有三。
天宗作为护法者，扞卫《征途律》和《民族数据法》不被恶意篡改，扞卫创建母法的初衷。
地宗作为只能针对朝廷的执法者，依据数据指标规定的操作规范，有权对当权朝廷提出建议、警告、勒令退位和武装干预。
人宗承担的是数据的采集、加工处理和公示天下的职责。
为了保证三宗有足够的能力震慑皇权，同时又能避免自身过分干预朝政或被世俗所侵蚀，朱琳泽精心构建了一系列复杂而周密的保障机制。
这一机制，简而言之，涵盖了信仰、利益、技术和清规戒律四大方面。
首先，能够加入三宗的，皆是信仰最为坚定不移的三类人。
他们或是醉心于科学研究，已达到“大真人”境界的泰斗级人物；
或是风评极佳、政绩斐然的退位帝王与内阁大臣；
亦或是三宗自己悉心培养的弟子，这些弟子皆出身贫寒家庭，自幼便被收入宗门，接受严格的培养与教育。
其次，三宗的运营资金并不依赖于朝廷的财政拨款，而是依靠“琳泽基金”。
在大明科技蓬勃发展的历程中，朱琳泽作为拥有专利最多的人，他将大部分专利费捐献出来，筹建了这支基金，并赠予了道门三宗，从而确保了三宗在经济上的独立与自主。
再者，道门三宗不仅是宗教机构，还是科研机构。
它不仅拥有最先进的计算机集群，还被朱琳泽要求重点发展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
这三项技术的本质是感知、模拟和预判世界，成为三宗立足的法宝。
由于道门三宗的权力过大，朱琳泽也建立了一系列非常苛刻的清规戒律，对其进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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