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说：“王珪、魏徵能够尽心办事，所以我才重用。然而魏徵每次进谏，一旦朕没有采纳，他就不再理睬我了，这是为什么？”
魏徵答：“臣认为您做得不对，所以才劝谏。陛下您不采纳，而臣还满口应承，那就是默认错事可以实施，所以臣才不敢理您！”
太宗说：“你完全可以先答应下来，然后再劝谏啊。”
魏徵答：“舜帝当年告诫群臣‘不要当面顺从，背后非议’。臣明明知道您错了，却还违心答应，不就违背圣人教诲了。”
太宗大笑：“人们都说你举止轻狂，我却看你更觉妩媚，正是因为你敢说实话啊！”
魏徵起立，正色拜谢说：“陛下您允许我们说话，臣才能畅所欲言；陛下若是不接受臣的意见，臣又怎敢屡次冒犯！”
以现在的视角来审视，初唐时期君臣关系之所以健康和谐，抛开太宗个人修为方面的因素不谈，君臣利益一致、目标一致，恐怕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作为从乱世中诞生的大唐，太宗君臣都曾经历过艰难困苦甚至生死考验，深知和平时代来之不易。让国家强盛起来、使子孙后代都能得享太平，是他们这代人的共同期盼。有了这种共识，君臣之间也就容易达成齐心协力的氛围。
随着大唐国力日益雄厚，繁华日子过得久了，也就不可避免的生出安逸享乐的心。而此时的魏徵还像贞观初年一样，奉劝太宗居安思危。太宗表面上虽仍很客气，但内心已不再如当初那般心悦诚服，君臣之间也就慢慢生出矛盾。
由此可见，太宗与魏徵的关系是不可复制的，对君臣双方的德行修为、胸怀度量等综合因素都有极高要求，但是我们可以借鉴他们以天下为重、以事业为重的情怀。
在君王与臣子的关系中，臣子是弱势群体，处于被动地位，君王的作用尤为重要。作为君王，如果总是把自己的利益、好恶放在第一位，又怎会爱听臣子的真话与实话，长此以往正直的人势必都会缄默远离，身边也只能剩下那些所谓高情商的“小人”，又怎会不身败名裂。而君王一死，那些依附于他的臣子们，通常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不论在哪个年代，也不论你处在什么位置、担任何种职务，只要符合良知，顺应民意，祛除私心，就一定会得享福报。
循正而行，自与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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