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就不得不简单介绍一下，在明末武将中很常见的家丁制度，它到底是怎么逐步形成一种定制的。
家丁制度严格说起来是一种很不正常的军队结构，明代家丁制度的逐渐兴起，是以卫所屯田制度被各级权贵破坏之后做为前提的。
明初老朱之所以要建立卫所制度，主要是想以屯田收入来供养卫所军队，这样国家就能以最低成本供养庞大的军队。
但是随着时间不断推移，以军屯为基础的卫所制度，其弊端也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以至于这项制度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
而屯田制度被相继破坏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鉴于古代人们对土地的热爱，一些官僚、藩王、豪绅地主通过各种借口，率先把手伸向了卫所土地，而那些边境卫所的军官们也随之疯狂的抢占军屯官田，以至于到了嘉靖时期，已经达到了“今之屯田十无一存”的后果。
而原本在边境上屯种的卫所士兵，就有很多因此失去了生活来源和就业条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为了生活，不得不投靠到那些实力强大的边将门下，接受他们的奴役和剥削，以换得一家老小的一口饭吃，久而久之他们这些人就成为了边将的私属家丁。
而这些边将们的田产接近于北方边塞，常常面临北方蒙古势力的威胁，势必要用固定的武装力量来保卫自己庞大的产业，于是乎那些勇猛强悍的卫所军士被将官们选中，随其杀敌征战，这就是军事家丁的最基本来源。
后来，随着募兵制的兴起，家丁也可以同士兵一样进行招募，比如说前期的辽东镇守将领李成梁，就曾“收召四方健儿，给以厚饩，用为选锋”。
在嘉靖之前，军事家丁尚未得到朝廷的正式认可，因此将帅们蓄养家丁，需要完全由个人来承担全部的费用，而到了嘉靖时期，家丁就逐渐变为由朝廷进行供养，直到万历时期，武将们的家丁由朝廷公养已经成为了定制。
家丁是主帅的私属部队，是经过将领们亲自挑选并且严格训练的精锐士兵，其战斗力一般远远高于普通士兵，这些人往往弓马娴熟、技艺过人、勇猛敢战，成为将领们克敌制胜的法宝，身边拥有一批悍勇的家丁，已经成为明中后期将领们的基本配置。
比如史书上曾有描述，祖大寿“家丁皆夷人辽人，多善战”。而吴三桂麾下的“关宁铁骑”也基本上是由家丁构成。据《明季北略》记载，关宁军有“彝丁突骑数千，尤为雄悍，敌望之辄遁”。
正因为一些将领的家丁战斗力如此之好，朝廷在遇有重要的边境问题时，对家丁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比如嘉靖时期辽东发生兵变的时候，就是马永率领手下家丁出面征讨摆平，可以这么说，在明后期家丁制度已经成为明边防的中坚力量。
所以说家丁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卫所制被破坏，募兵质量不高时，家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大明千疮百孔的边防。
另一方面，家丁制度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制度成功抓住了北方蒙古人在战法上的一些弱点。因为到了明代的蒙古人已经和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在战斗意志上有了很大的不同。
此时蒙古人的入侵方式往往是先集中一点攻破边墙。然后再以少数精锐骑兵带领多数武装牧民组成的千人队四下劫掠，这就是“精锐在前，老弱在后”的后期蒙古人常采用的战斗模式。
也就是说蒙古人的作战阵型战斗力标准并不统一，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的部分就是跑在最前面的精锐。因此，当前面精锐部队受到挫折的时候，剩下的蒙古人就会马上失去战斗意志，迅速撤离。
而大明这边武将的家丁们则是作战勇猛、弓马娴熟、拥有高机动力和高作战力的部队，当他们遇到蒙古兵的时候，就能迎头赶上，给予蒙古精锐的前锋部队以重创或者歼灭，并在此基础上追击歼灭剩下武装蒙古牧民，或者迫使他们撤离。
所以，家丁制度在对抗蒙古的时候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家丁制度尽管是一剂抵抗蒙古的良药，但是也有非常负面的地方，为明朝以后在对抗后金八旗军失败埋下了伏笔。
在那些将领们将大部分资源都向家丁倾斜的同时，却也严重削弱了正兵的战斗力，人数处于少数地位的家丁虽然很强悍，但是部队的整体战斗力却是直线下降的，在面对比蒙古人战力更加强大的女真时，这些大明军队只能是屡战屡败，少量的家丁根本就不足以抵御后金方面八旗军的挑战。
因为后金方面的军队作战纪律性强，同时各作战军种之间的战斗力标准也相对统一，而且士兵的单兵作战能力也相当强劲。而大明这边的军队，除了少量家丁拥有较强的作战能力之外，绝大多数的正兵战斗力则是一片糜烂，而少量的精锐家丁面在对全员精锐的后金军队时，自然就完全不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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