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直隶总督署曾与不少重要事件直接相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保定是义和团运动的重要中心。同年10月，英、法、德、意四国侵略军进犯保定，总督署被占领。留守总督署的廷雍等清室官员遵照直隶总督李鸿章“以礼相待”的指令，命直隶守军撤离省城，任侵略军烧杀抢掠，然而，侵略者却在总督署大堂以纵容“拳匪”杀洋人、烧教堂的罪名嫁祸于人，将廷雍、沈家本等清室官员加以审讯，并处以极刑，枭首示众。外国侵略者端坐于总督署大堂审判中国官员，这在中华民族和直隶总督署的历史上都是奇耻大辱，也是落后必然挨打的惨痛教训。
李鸿章在任内，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俄条约》、《辛丑条约》，指挥了中日甲午战争的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900年，英、法、德、意四国联军入侵保定，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外地训令“以礼相待”，侵略军大肆烧杀抢掠。11月6日，以英少将盖司礼为首的侵略军将校端坐在总督署大堂正中，将直隶护理总督廷雍等人五花大绑，在大堂跪审，并推出斩杀。这是在保定直隶总督署历史上的唯一一次“庭审”，留下了耻辱的一页。李鸿章的得力干将袁世凯，督直十余年，靠编练新军起家，后成为窃国大盗。历经沧桑的直隶总督署，承载了74位总督的功过是非，积淀了丰富的历史内涵，成为清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缩影，可谓“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
建筑特色
直隶总督署的建筑布局，既承袭了前代衙署的特色，同时又受到了明清北京皇家宫殿建筑布局乃至民居建筑规制的影响。整座直隶总督衙署建筑坐北朝南，东西宽134.4m（合清制42丈），南北纵深约224m，共占地三万余平米，其建筑分东、中、西三路。中路至今保存完好，有大门、仪门、大堂、二堂、官邸、上房五进院落，配以左右厢房耳房，均为小式硬山建筑。东路的东花厅、外签押房等建 筑基本保存完好。
直隶总督署大门以外，清时曾建有辕门、照壁、旗杆、乐亭鼓亭、一对石狮、东西班房，以及西辕门外专供每日报时及拜发奏折之用的炮台等附属建筑。这些建筑如今虽大多不存，但其所组成的半封闭格局，以及造就的威严气氛，曾给人以森严神秘，望而生畏的感觉。中路建筑坐落在督署的中轴线上，大门内的主要建筑自南而北依次有大门、仪门、戒石坊、大堂、二堂、内宅门、官邸、上房、后库以及仪门以北各堂院的厢房、耳房、回廊等附属建筑。
大门
总督署的黑色三开间大门，坐北朝南，位于1米高的台阶上，大门上方正中悬一匾额，上书“直隶总督部院”。大门外还有一组封闭性的院落，由东西班房、东西辕门、鼓亭、乐亭、照壁、旗杆等组成。大门前对称的两根旗杆由民国年间直鲁豫巡阅使曹银初建（复建于1994年），各高33.6米，为全国古建旗杆之最。院内有数十株粗大的桧柏，冬季，数百只猫头鹰栖息其上，“古柏群鹰”称为衙内一景。
大堂
总督署大堂，五开间，长22米，进深10米，高9米，是总督署的主体建筑。堂前有抱厦三间，堂外有砖砌的13米见方的露台。以黑色油饰为基调的大堂布置的森严肃穆。大堂正中有屏风一座，屏风中间绘有丹顶鹤、海潮和初升的太阳，象征一品文职大员。屏风上悬挂的“烙恭首牧”匾，为雍正皇帝的亲笔御书，是雍正帝御赐直隶总督唐执玉的。室内陈列的公案桌、浩封架、职衔牌、万民伞和车轿等物品，是总督的办公用品和出巡仪仗。该堂是举行重大庆典活动的场所。大堂明柱上悬挂着醒目的抱柱联，其中有直隶总督李鸿章70大寿时光绪皇帝及慈禧皇太后所赐的联匾。
二堂
二堂又称“退思堂”、“思补堂”，是总督日常办公和接见外地官员的地方。东侧室为议事厅，西侧室为启事厅，是总督与幕僚议事之所。立堂呈四合院形制，布局严谨，四周盘廊贯通。托凛、廊檐、门嵋一手江南做法，雕刻精细。其木结构还留有宋、元风格。堂内悬有“政肃风清”匾额，正中竖一木雕三扇座屏，中间雕有麒麟，象征一品武职大员。
虽然直隶总督署的规模和等级与故宫无法相背，但它也是前朝后寝的格局，朝、寝的分界线就是二堂之后的内宅门，内宅包括三堂和四堂。三堂又称官邸，是总督的书房和内签押房（办公室），历任总督习经练字、着书立说，主要就在这里。四堂又称上房，这里花木繁茂，是总督及其家眷生活居住的地方。
管辖区域
直隶总督统辖的区域，大于今河北省的行政区划，尤其到了晚清，管辖区域达7州104个县，行政区划伸展到内蒙古、山东、奉天东西宽1200余里。随着外交、通商、海防事务的增多，清廷又增设了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并规定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晚清兴办近代海军时，朝廷又命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负责筹建，可见直隶总督在晚清时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封建王朝的重臣，有的直隶总督在任期内也为地方办了些实事。史料记载，同治年间的曾国藩，曾因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而正式就任直隶总督。当时的直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到处是一派破败不堪的景象，满地灾荒，民生凋敝，再加吏治腐败，武备废弛，社会秩序极端混乱。曾国藩上任后，一是整顿吏治，减轻民负，严令各地“不准于应征钱粮之外，加派分文”，告诫各级官员要“视民事须如家事”，为民众“休养生息”创造条件；二是清理狱讼，对长期积压的各类民刑案件进行了审理，并制定了《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三是治理河道，永定河清淤并加固南北两堤，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水灾的发生；四是赈济灾荒，采取了相应的救济措施。曾氏就任直隶总督虽只有一年多，但其所做所为，却对当时辖区内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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