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杨论作为政治圈的一员很清楚，在这样的局面下，拥有出色能力和强大家族支持的他此行并不仅仅是针对港口驻军建设的任务，而且身上还承载着他父辈留下的权利象征。
从杨论的观察角度来看，令人大惑不解的一幕出现在这里——身为豪门子弟的大少爷居然选择到偏远落后的江南县——他的江浦——来统领这么一个小角落的海港卫戍工作。
在这个年代和地点，若是想要培养第二代的年轻人成就伟业，大明疆域上的广阔之地还有许多更具前景的选择。
不论长城沿线有无数的实战地、真刀 ** 考验能力的地方，即使在万一情况发生时年轻人展现了一丝害怕退缩的倾向，那么前往与苗侗部族进行战争训练——这也是当时明朝廷极其理想化的新兵选拔地点。
南方地区的地貌多山且复杂、供给链难以维持，相较于广阔的中原平原的支援，这里的战事更为依赖于当地的自然资源。
而土司虽然凭借着地形占据一定的优势，但他们的军事力量却并非顶尖。
即便他们打一场跑一场与北边的游牧民族有点相似，但是在几次奔逃后如找到有利机会转身攻击的话，则很可能获得不俗的成绩。
与此相比，这伙土司的行为仅仅是简单的逃离，在高山密林中，这种奔袭动辄以几个月计算的时间，根本无法与北国的长驱深入对抗相比，他们不仅难以抵挡住反击的打击，更是需要面临在这茫茫的丛林与山脉中，寻找出路的问题，并在此过程中丢失方向。
毕竟，在开阔的草原地区，一旦脱离原有的居住区进入野外，那些跟不上主队行动的人即便是在理论上有追赶的机会，但实际上早在这复杂的地形中迷失，失去了生存与回家的指引。
在这种境况下，别说反击了，只逃跑了许久，这位统领身边还能留下几人就已经是对这家伙往常在下属面前施舍还算厚道的一种衡量。
然而此刻，那位李大小子居然弃绝了如此两个难得的大好机遇，跑去码头那边成为了一个微小的督管。
就连历来害怕危险、寻求安宁的县长杨伦都觉得对于一个世家二公子来说，这个位置太过太平了，太安逸。
那种地位即便是做到出色，也无法在他个人功勋簿上增添任何有价值的经历或者成绩。
尽管现今的明朝也难免地走向贵族家族化的道路，但是作为一个新诞生的国家王朝面前拥有的利益大到难以抵挡，并具备将这份利益扩大的潜力。
鉴于此情此景，既然这些贵族尚未陷入相互竞争的程度，拥有可以依赖的功勋对他们未来的发展还是有利的。
因此，李增芝此刻的一系列行动显得有些不寻常。
而李增芝之所以能来到码头那边成为一名较小等级的官，这并不仅仅是像舆论猜想的那样，是出于恐惧危险或追求舒适的考虑。
实际上，若从根源上追究下去，是他和县内的那名叫胡轲的人物有着紧密联系的结果。
起初的李增芝是作为锦衣卫中的千户身份存在于队伍之中。
他这个称号更多是荣誉性质，并未直接参与到实际的调查工作之中。
不过，过去在锦衣卫中的李增芝则是扮演了重要的联络角色，与皇宫的直接交流沟通。
这一身份可能看起来与他哥哥李景龙的征战沙场大相径庭，却也足够证明在君主心目中心智的与众不同，正如同“深藏于心”是封建时代一位官职成功与否的最大标尺。
根据这一标准来看，过去李增芝的职位无疑是巨大的胜利。
然而，这个看似充满无限前景和权利的年轻人之所以会降级从皇帝亲近的班底退到码头守备，却并非因为他做了一些直接冒犯皇帝的事儿导致陛下将自己的属臣贬为码头驻军这样不太重要的职位。
相反，李增芝沦落至今的命运，纯粹是由胡轲和尚都大皇帝在囚牢中最终逃脱的事件所引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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