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太后在权力上，是大权独握，培养了一套忠心于自己的朝臣体系。临朝施政上，她有着自己的核心理念。就是在长远的的目标上，是推动汉化。从短期的理念上，就是改革和发展一系列的民生措施，发展国力和经济。而后，在官僚体制上，推行俸禄制度，严惩腐败。以此，来保证整个官僚体制的正常运作。
可以说，二次掌权后的冯太后，对于权力的掌控和支配可谓是游刃有余。整个北魏朝廷，都臣服在这位女权人的统领之下。不过，冯太后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她虽然喜欢权力，但是，到了该放手的时候她是舍得放手的。第一次的还政给献文帝，她就是非常的干脆利落。而这一次，随着孝文帝日渐的长大。冯太后也有意无意的开始放权，培养孝文帝成长。
都说望子成龙，何况是一国之君。为了能让孝文帝成为一代明主，冯太后对于他培养，也是十分的严格和费心的。
据记载，冯太后对孝文帝的管教甚是严格。她责令孝文帝身边的内侍，每十天必须向她汇报一次孝文帝的言行举止。若有内侍未按时汇报，便会遭受严厉的责罚。
然而，有些内侍却心怀不轨，搬弄是非，故意夸大或歪曲孝文帝的表现，以致孝文帝常常无辜挨打。有时，他会被杖责数十下，但即使遭受了这样的委屈，孝文帝也选择保持沉默。
孝文帝深知冯太后的良苦用心，他明白冯太后的严格要求，是为了让他成为一位杰出的君主。因此，他默默忍受着内侍的搬弄和杖责，将这些苦难视为磨砺自己的机会。
在这样的环境下，孝文帝逐渐成长为一位坚毅、明智的统治者。他在内侍的汇报中汲取教训，不断改进自己的行为，努力达到冯太后的期望。
公元486 年正月初一，年近二十的孝文帝身着衮冕，上朝接受各国使臣的朝贺。从这一年开始，冯太后有意让他参与朝廷事务，以培养他的政治才干。
相关的诏令敕文，大多由孝文帝起草，而这一切都得到了冯太后的授意。当然，孝文帝的行为，始终没有超出冯太后所允许的界限。他秉持着“优游恭己，玄览独得，着不自言”的原则，就是在朝政上表现的悠然自得，谦虚自省，明察秋毫，却不自夸自傲。也不轻易发表意见，更不会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这样子，既不会和冯太后有权力上的冲突，也不会让冯太后去打压自己。
此时的孝文帝，虽然是逐渐成长。但还无法完全摆脱，冯太后的影响而独当一面。冯太后亲自创作了《劝戒歌》三百余章和《皇诰》十八篇，作为他学习的指南和行为准则。
在冯太后的亲自教导和监督下，孝文帝勤奋好学，手不释卷。他日夜刻苦读书，不仅对儒家经典的精髓了如指掌，而且对史书百家也都有广泛涉猎，俨然成为了一位博学多才的皇帝。
据说，孝文帝的诗赋文章皆是即兴创作，文思泉涌，落笔成章。即使在情况紧急时，他也能在马上口述章草，而待成稿之后，一字不改，展现出大家手笔的风度。这种文学造诣无疑是他长期勤奋学习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体现。通过冯太后的精心培养和自身的努力，孝文帝具备了卓越的才华和深厚的学识，为他日后推行改革和治理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时期，已经习惯乾纲独断的冯太后，往往还是独断专行。对于已经处理完的事情，也不向孝文帝禀报。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与她对孝文帝的严格管教，以及她拥有绝对权力有一定关系。
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孝文帝对祖母的心悦诚服和衷心钦佩。正因为如此，孝文帝后来掌权后，才会完全忠诚地继承了冯太后的改革事业。
冯太后的独断，可能源于她对权力的掌控欲望，以及她对孝文帝的期望和培养方式。她可能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迅速做出决策并付诸行动是必要的，而不需要过多地考虑孝文帝的意见。然而，这种做法，也可能导致孝文帝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度降低，可能会影响他的能力发展和领导经验的积累。
另一方面，孝文帝对祖母的心悦诚服和衷心钦佩，也是这种情况产生的重要因素。他可能认为祖母的经验和智慧远超自己，因此愿意听从她的决策，并不自觉地将其视为一种学习的机会。这种心态使得孝文帝在后来，能够忠实地继承冯太后的改革事业，将其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冯氏的改革事业，对于北魏的发展和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孝文帝继承并继续推进这些改革，显示了他对祖母理念的认同和对国家发展的责任感。
然而，这种权力结构，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如决策过程中可能缺乏多元的意见和充分的讨论，以及孝文帝在祖母去世后，可能面临的挑战和考验。
总的来说，冯太后的独断和孝文帝的钦佩，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既对北魏的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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