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李谷、窦仪、王朴三人的诏书，作为托孤之用，算是中规中矩的策划，而交给王溥的第四份诏书，则是至关重要的。
王溥其人，以忠孝闻名天下，昔日，王溥父亲去世，他先后四次向周世宗郭荣上书，请求辞官回乡，按照规则为父亲守孝三年。
可是，王溥当时的职位非常重要，还正值郭荣第一次发兵攻打南唐，这种情况下，郭荣自然是不允许的。
然而，这位王齐物可不管那么多，你既然不准，老子就不干了，直接回乡给父亲披麻戴孝去了。当时，长江沿线战事紧急，郭荣无暇他顾，一直到攻打寿州遇挫，想要找王溥商量的时候，才发现人不见了。
郭荣的脾气，那是相当不好，当着众人的面说，一定要把王溥给宰了。最后，在宰相范质的营救之下，王溥才保住了一条小命，可他没有立即就范，硬是一天不差地守孝三年。
等南唐战事结束，郭荣再想起这件事情，反而觉得王溥此人仁孝忠诚，重新任命为参知枢密院事，随后一路升迁，进入到后周朝廷的中枢层次。
到如今，郭荣感到自己寿命不济，托孤之事，非王溥不可。
一个连皇帝都敢顶撞的人，一个为了自己目标连死都不怕的人，将第四份诏书交给他，是最为合适的。
因为，第四份诏书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制约武将集团”。
郭荣在清醒的时刻，脑海中回忆最多的，就是自己的义父、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郭威的所作所为。
郭威在自己临终之前，硬撑着一口气，召见了自己的外甥李重进与义子郭荣，要求李重进当着自己的面，对还未登基的郭荣施行跪拜之礼，以此明确两者的君臣关系。如果不是这样，后来的李重进，未必会听从于郭荣的调遣，可能早就反他娘的了。
毕竟，按照皇室血缘关系，皇位继承的第一顺位人是李重进，第二个才排到了郭荣，第三个则是张永德。
于是，诏书中写明，李重进被罢免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脱离了亲卫军的体系，封他为中书令，并要求李重进离开汴梁、镇守青州。张永德则被罢免了殿前都检点的职务，同时给了一个“检校太尉”的虚职。
接下来，诏书中的内容，让后世许多人意难平，那就是加封赵匡胤为殿前都检点，统帅后周最为精锐的殿前军！
四份诏书，看似布局天衣无缝、巧妙制衡，唯独这一决策，导致满盘皆输！
后世之人，不能苛求郭荣看的多长远，毕竟，当局者迷。
人之将死，能够料想到眼前的事情已经不容易了，郭荣此时，早已忘记了张永德、李重进为了自己的大业，披荆斩棘、浴血疆场的功劳，大脑神经如同条件反射一般，被当初“郭威托孤”的情形所牵制。
在郭荣看来，李重进、张永德以及曹彬、杨庭璋、李筠等人，都与自己存在外戚关联，他们可能威胁到自己儿子的地位，可你赵匡胤算什么东西？打仗再厉害，威望再高，本质上还是一个外人。
一个外人，没有资格与我郭氏后代争夺皇位，想要荣华富贵，就只能好好的给我儿子打工。
如此布局，在郭荣看来是最稳妥的，可他并没有彻底放心，也考虑到了赵匡胤可能凭借军功与手中兵权，给自己儿子带来麻烦的可能性。
于是，第四份诏书中，还任命王溥为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
近卫亲军原本的总指挥是李重进，罢免之后，韩通上位，现在又将王溥封为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放进了亲军体系作为二把手。
韩通曾经追随郭威，郭荣继位之后，忠诚无二、屡建奇功，历史上，陈桥兵变发生之后，韩通是汴梁守军当中唯一一个抵抗赵匡胤的，最后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在北周武将集团当中，韩通很能打，但名望不是很高，这注定他必须依附郭荣一族，对未来继位的郭宗训忠心耿耿，他率领的亲军，能够很好的制衡赵匡胤率领的禁军。
同时，在郭荣看来，韩通、王溥一文一武，少有交集，即便韩通在赵匡胤率领禁军作乱时不作为，还有王溥可以顶上。
这样一来，大周两支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禁军、亲军之间也形成了制衡关系。
不难看出来，为了幼子顺利继位、为了大周江山，柴荣可谓用心良苦，将外戚、文臣、武将及“智囊团”安排的井井有条，四份诏书如果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也意味着现有后周统治集团的大洗牌。
只可惜、十分可惜、万分可惜，郭荣没有想到，一切变生肘腋，一切猝不及防，他费尽心力制定出来的托孤计划，因为赵匡胤这一个变数，沦为后世笑柄。当“赵检点”变成“赵官家”之后，当大周变成大宋之后，一代英主郭荣，也被历史书写者以春秋笔法，描写成五代十国时期可有可无的皇帝，毕竟，相比赵匡胤统一天下、结束乱世的成就，郭荣的功绩显得微不足道，后来的食利阶级，坦然地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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