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一个人认为吸烟有害健康（认知元素 A），但自己又无法戒除吸烟的习惯（认知元素 B），就会产生认知失调。为了减轻这种失调，他可能会采取以下几种策略。一种是改变行为，即努力戒烟；另一种是改变对行为的认知，比如认为吸烟的危害没有那么大，或者认为自己有特殊的体质，吸烟不会对自己造成太大影响；还有一种是增加新的认知元素来合理化现有的矛盾，比如强调吸烟可以缓解压力，而压力对健康的危害比吸烟更大。
说服模型强调了说服过程中的多个关键因素。说服者的特征，如可信度、专业性和吸引力，会影响说服的效果。如果说服者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具有良好的声誉或者令人喜欢的个性特质，那么他们的观点更有可能被接受。说服信息的质量，包括内容的合理性、逻辑性、情感吸引力等，也对态度改变起着重要作用。一个既富有逻辑又能触动情感的信息往往更有说服力。被说服者的特点，如他们的原有态度、智力水平、自尊心和情绪状态等，会调节对说服信息的反应。例如，一个自尊心较强且对某个问题有坚定立场的人，可能更难被说服；而处于积极情绪状态的人可能更容易接受新的观点。说服情境，如信息呈现的方式、周围环境的干扰程度以及信息传递的时机等，也会影响态度改变的可能性。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信息处理路径：中心路径和边缘路径。在中心路径下，个体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对信息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和分析。他们会仔细评估信息的内容、逻辑和证据，基于这种理性的思考来决定是否改变态度。例如，在购买昂贵的电子产品时，消费者可能会认真比较不同品牌和型号的性能参数、价格和用户评价，从而做出决策。在边缘路径中，个体缺乏动机或能力进行深入思考，而是依赖于一些表面的线索，如信息的来源是否权威、信息的呈现是否吸引人、周围人的看法等。比如在选择购买日常用品时，消费者可能更多地受到广告的影响、产品的包装或者朋友的推荐，而不是对产品的详细功能进行深入研究。
五、态度改变在社会中的应用
在广告与营销领域，态度改变的原理被广泛运用。商家常常利用明星代言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并增加产品的可信度。消费者可能因为对明星的喜爱和信任，而将这种积极的情感迁移到其所代言的产品上，从而改变对该产品的态度。例如，某知名运动员代言的运动品牌，消费者可能会认为该品牌具有与运动员相同的品质和形象，进而产生购买的意愿。此外，营造产品的稀缺性和紧迫感也是常见的策略。通过宣传“限量版”、“限时优惠”等信息，激发消费者的从众心理和害怕错过的心理，促使他们迅速改变态度并采取购买行动。
在政治宣传中，候选人通常会通过强调自己的政策主张和个人品质来试图改变选民的态度。他们会利用各种媒体渠道，如电视广告、演讲和社交媒体，来传播自己的观点和形象。例如，在竞选期间，候选人可能会着重宣传自己的经济发展计划，承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提高生活水平，以吸引那些对经济状况不满的选民改变对他们的支持态度。同时，政治团体也会通过塑造对手的负面形象来引导选民的态度，使选民对竞争对手产生反感和不信任。
在教育领域，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改变学生的态度。一种方法是让学生亲身体验学习的乐趣和成就感。例如，组织学生进行科学实验，让他们在实践中发现知识的魅力，从而改变对某一学科的态度。另外，树立榜样也是有效的手段。教师可以讲述成功人士的故事，或者让优秀的学生分享学习经验，激发其他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积极态度。在员工培训中，企业可以通过提供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和奖励机制，让员工看到努力工作的价值和回报，从而改变他们对工作的态度，从仅仅为了工资工作转变为追求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
六、态度改变的个体差异与限制
个体的人格特质在态度改变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开放性较高的人通常更愿意接受新的观念和信息，对不同的观点持包容态度，因此更容易受到社会影响而改变自己的态度。他们具有较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愿意尝试新的事物和思考方式。例如，对于一项新的环保政策，开放性高的人可能更愿意倾听各方的观点，并根据新的信息调整自己的看法。
神经质较高的人往往情绪不稳定，对压力和不确定性更为敏感，因此在面对可能导致态度改变的信息时，可能会表现出更强的抵触情绪。他们更容易陷入焦虑和担忧之中，对于可能威胁到其现有态度和信念的信息，会采取防御性的反应来维护内心的平衡。比如在讨论医疗改革方案时，神经质高的人可能会因为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坚决反对，难以接受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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