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个时空，1993年被认为是香港电影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1992年前后，香港涌现了一大批制片公司，比如刘德桦的天幕、王经的晶艺、王家卫的泽东、李练杰的正东等等，这些公司的幕后金主都是台湾片商。
台湾片商出手十分慷慨，只要香港制片人提出个故事题材和列出明星阵容，他们就可以先拿出数百万现金来买这个计划（俗称“买片花”）。如此做法，对于香港影人自然好处多多，比如王家卫就靠张国荣、林清霞的全明星阵容和改编金庸武侠的“计划”，骗来学者公司上千万投资，顺利开拍《东邪西毒》，拍到中途预算用完继续忽悠台商出钱。
正因为赚钱太容易，令香港多数电影人自信心空前膨胀，更打定主意在97回归前狂捞一笔。
怎料还未到回归之年，香港电影已经自食恶果。
1993年前后，港片跟风滥作横行，题材类型单一，票房一路狂跌，但拍摄成本却因明星片酬暴涨而不断增加。这一番恶性循环下来，饶是台商资金再充裕，也架不住收入与投资长期不成正比。
台商对香港制片人愈发不满，及至周星池主演的《济公》以3000多万的高价卖给台湾片商，导致台湾片商血本无归。此事件引发台湾八大片商开始和香港电影从业者协会就“如何抑制港片成本，压低港片酬劳”进行协商，最终，谈判破裂。
台湾片商于是减少对香港电影的投资。并联合起来对超过一定预算的港片进行抵制，转而要求台当局放宽对好莱坞片的限制。
到了1995年，台当局应片商要求取消对好莱坞片的限制，港片由此逐渐失去台湾市场。
由于康剑飞带来的蝴蝶效应，港片提前繁荣了至少两三年时间。邵一夫也宣布不再投资电影，那么邵氏出品的《济公》自然就不会再出现。
虽然没有《济公》扑街事件引发台湾片商集体反弹，但港片的恶化却比原时空更甚，粗制滥造、类型单一、盲目跟风、成本虚高……凡此种种都让台湾片商有苦难言。
终于，今年春节期间在台湾上映的《威龙福将》狂扑。
这部电影是台湾龙翔影业找来洪金保，投资2000万港币与双联院线合拍的功夫喜剧片。龙翔影业只拥有台湾、南洋地区的发行权和票房收入。结果此片在台湾上映时，只拿到800多万新台币的票房，这个数据让龙翔影业哭都哭不出来。
龙翔影业本就是台湾八大片商当中的领头羊，投资失利之下，立即找来同行商量对此。碰巧长宏投资的《新流星蝴蝶剑》和学者投资的《都市豪侠》也票房失利。最终八大片商的负责人齐聚香港，要找台湾香港电影从业者协会讲述谈判。
所谓的台湾八大片商，即中影、学者、年代、龙翔、巨登、长宏、雄威、富贵，都是每年投资和购买港片最多的台湾电影投资发行商。
……
香港希尔顿酒店。
台湾八大片商在此下榻，港台两地电影人谈判的地点自然也选在酒店里。
才早晨九点，八大片商的代表就已经齐聚会议室，最近着最后的会前沟通。他们的目的是逼着香港制片商减少成本、降低明星片酬，如果谈崩了的话。那就只有回台湾准备好掀桌子了。
9点14分，新城院线的代表黄白鸣来了，进入会议室与八大片商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坐在那里干等着。随后，罗杰承（永高院线）、陈容美（双联院线）、何贯昌（嘉禾院线）、江之强（东方院线）等人也相继到场，另外向骅强、李休贤、麦当雄等部分独立制片人也有出席。
（注：辉煌一时的金公主院线已经结业，旗下影院被新宝院线的老板陈容美收购，改组为金声院线，金声与新宝被统称为“双联院线”）
台湾方面以杨登奎为首。他是台湾制片人协会理事长，跟他一起来的有王英祥、蔡松林、许安进、邱复生、龚祥全、吴敦等人。
双方互相寒暄握手之后。杨登奎扫了香港代表一眼，问道：“康先生和邹老板没来吗？”
何贯昌说：“有我来谈就足够了。”
江之强也笑道：“康先生另有要事。由我全权代表东方院线、东方娱乐发行公司和东方梦工厂。”
“咳，”杨登奎咳嗽一声，说道，“在座诸位都是港台电影界的代表，首先我要承认，这些年大家都合作得相对比较愉快，我也希望以后大家能继续共同发财……但是，港片的成本越来越高，明星的片酬越来越多，而且还有许多台湾投资的港片不能如期交货，凡此种种，让我们这些台湾片商损失惨重。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坐到一起，把这些问题都妥善解决。”
香港电影人这边，向骅强首先开口道：“你们想怎么解决？”
龙翔影业的老板王英祥说：“规范明星片酬，敦促港片如期交货，改以抽佣方式发行港片。”
何贯昌眼睛一眯，问道：“怎么个抽佣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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