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八旗铁骑的攻击，酉阳土司兵与石柱白杆兵相互协助配合，先后打退八旗三次进攻。
据《明史记事本末》的记载，
“先败白标兵（即白旗），又败黄标兵（即黄旗），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
而且还俘获“参将一人、游击二人”。
虽然，酉阳土司兵与石柱白杆兵让八旗兵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是，面对八旗兵的轮番进攻，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吃饭和休整，“诸军饥疲不支”。
同时，叛将李永芳收买了被俘的明军炮手，利用火炮对这两支部队进行轰击。
在双重打击下，酉阳土司兵与石柱白杆兵再也无力支撑，
3800白杆兵死战不退，“皆死之”。
而酉阳土司兵，则从两个方向成功突围，与3785戚家军汇合后，
继续在浑河南岸与八旗兵进行血战。
但是，此时的八旗兵不仅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
而且由于收买了明军炮手，在武器的质量上也接近甚至超越了来自浙江的戚家军。
所以，当戚家军“火器既尽”，双方在进行了惨烈的肉搏战之后，戚家军也全军覆没。
鏖战一日的酉阳土司兵，再次成功突围，回到了辽阳城。
但是，还是有1000土司兵血染浑河。
之后，在辽阳保卫战中，又有700土司兵捐躯。
5000酉阳土司兵，经过两场大战，折损1700余人。
当然，八旗铁骑也折损了近万人。
酉阳土司兵在辽东经过多次血战，虽然损失惨重，
但是还能在八旗兵的包围中杀出重围，
可见其战斗力之强。
而酉阳土司兵战斗力之所以如此之强，
主要原因，就是其经过长期征战——与其他土司争夺生存资源，多次听从朝廷调遣，
方才锻炼出一支杀伐骁勇，组织严密的军队。
根据土司采用的军制，酉阳土司兵使用的是营、旗结合的兵制。
根据明朝军制，大部分土司设立了“左、中、右、前、后”五营。
其中，中营由最为主要，通常由应袭长子统领，
其他四营，则由境内大姓或土司亲属统领。
营下设旗，旗是各土司寓兵于农的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
凡境内居民，均编入旗内。旗兵是平时生产，战时出征，
“土司各分部落曰旗，旗各有长，管辖户口，分隶于各州司而统辖于总司”。
每旗的人数不同，有的旗统辖上千人，有的则是数百人。
平时，这些旗众“散处为民，以习耕凿”。如果遇到战争则“调集为兵”，根据“十抽其一”的方式集结兵力。
当然，土司抽调之人，都是日常久经训练之人。
有记载称，在平时的训练，主要侧重三种训练。
“盾矛训练”，这种训练以长兵器为主，以及铜、皮、藤三种盾牌的配合使用；
“搏击训练”，士兵则需要穿戴全套装备，其中“盔重十六斤，衬以厚絮，如斗大；甲重则数十斤，利箭不能入”，
在穿戴好这些装备后，再进行武器和拳脚的对练；
“攀爬训练”，由于土司大多集中在西南多山地区，
所以为了攻城拔寨必须进行相关训练。
除此之外，土司还注重对士兵军纪的训练，并借助日常打猎和胆魄的训练。
这种训练，对提升单兵作战能力有着极大的帮助。
不过行军打仗，讲求的是大军协同作战，才能在战场上获得胜利。
所以，酉阳土司的军队在临敌之时一般采用“二十四旗”的阵法。
“头，每旗一人居前”，次三人横列为第二重，次五人横列为第三重，次七人横列为第四重，又其次七八人横列为第五重。其余皆置后，欢呼助阵，若在前者败，则二重居中者进补、两翼亦然。胜负以五重为限，若皆败，则无望矣。每旗十六人，二十四旗合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选之兵也”。
除这384名精兵之外，其余的土司兵在后面列阵，随时对前面的“箭头”进行补充。
为了让这套阵法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土司还制定了非常严苛的军法。
在土司军法中明确规定，在作战过程中，每一个战斗小组（“伍”）的成员不得为了获取战功，轻易脱离阵容去割取敌人首级，而是由专人负责，战功归整个战斗小组所有（“七人为伍，每伍自相为命。四人专注击刺，三人专注割首，所获首级，七人共之”）。
同时，为了让每个战斗兵员和“伍”英勇作战，土司还制定了残酷的连坐之法，规定“一人战没，左右不夹击者，即斩；一伍之众，皆论罪及截耳。一伍赴敌，则左右伍呼而夹击，一队争救之。一伍战没，左右伍不夹击者，即斩；一队之众，皆论罪及截耳。”
可以说，经过严格的人员选拔，刻苦的军事训练，再辅以严苛的军法。
四川酉阳冉氏土司，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终于锻造出一支战力彪悍的军队，
如今，此支5000人的酉阳冉氏土司兵，正是之前四川总督于谦，手下的主力大军之一，十分忠诚，对大明朝忠心耿耿，
而历代酉阳土氏冉氏，从效忠大明朝的冉如彪，到其子冉兴邦，再到当代土司冉廷璋，
冉氏土司，皆对大明朝忠心耿耿，
“忠君爱国”是冉氏祖训，这种思想，已经深入冉氏族人之骨髓，
当代土司冉廷璋，更是于谦手下的得力干将，
自然不在这次鸿门宴，必杀名单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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