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闻言感叹万分，对他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因此待史可法丧服除后，就迫不及待将他提到漕运总督这个重要位子上。
这是非常难得的，要知道史可法身上有非常明显的东林党标签，而党争，崇祯皇帝一直保持有足够的警惕。
他虽一上台就清洗了阉党，但同时也在压制东林党，终崇祯一朝十七年，不论东林党或是阉党，其实一直处于不得志的状态。
除了东林党的孙承宗，崇祯帝十几年间提拔的近百位阁臣、督师、尚书、总督，基本都是持中间立场的非阉党、非东林人士。
他喜欢用孤臣，任何党派人士都不喜，历史上他提拔史可法后，很快又提拔阉党的马士英作为制衡。
事实上此时复社都是由阉党在控制，复社被东林党控制，已经是南明朝廷清算阉党责任后的事了。
而且科举南北分榜，复社的势力顶多在南方的一些省份罢了。
感于皇恩，圣上的殷殷器重，史可法上任后，大力兴利革弊，访察贤明，数月间，就接连弹劾罢免了三个督粮道，又增设漕储道，漕运气象，为之一新。
他似乎更有无穷的精力，每日至夜不辍，凡事以国家为重，事无巨细皆亲自过问，从不敷衍了事。
身为督抚之尊，吃的也只是粗茶淡饭罢了，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簟扇，可以说在个人品格上，新任的总督史可法无懈可击。
“……至今日，漕船已北上六千五百多艘，筑坝拦黄前，漕运浅船一万一千艘，定可全部通行完毕。只是学生听得，有官船与贡鲜船不顾禁令，抢先入闸，各运船只得等待，学生担忧会耽搁了漕运。”
“漕粮乃天庾正供，漕运之根本。通漕前，本督早拟定通行次序，运舟过尽，次则贡舟，民舟又次之，官舟再次之。六月初旬，便会伏水暴发，黄水倒灌，淮安通济闸若不筑坝拦黄，便会使里河淤垫，挑浚不便，耽搁来年漕运大事。王先生，你立时派发审与随堂诸幕友奔赴运河，现场验看。不论是谁，有敢违抗行令者，皆尽拿下，不容求情。”
“学生已勘察董家沟河口运道，董口又有淤塞迹象，运船通行不便。要保证宿迁段运道通畅，除了必须再次疏通顺济河，还必须控制骆马湖水位，使之运道枯水之时可济运，运道盛水之时可排放。只是开河泄湖，就要挖开马陵山，开凿拦马河，此河全长二十余里，其中山开河十余里，宿迁地方，怕难以支应。”
“天启六年，曾开陈窑口通济河，避二十里黄河险。只可惜崇祯五年时，陈口淤塞，改挑宿迁西二十里董家沟口行运，称顺济河。现董口复又渐淤塞。然漕运大事，不容有失，本督会亲身前往宿迁，实地勘看。若当地不支，便想法从淮安甚或南京调粮。当地民力疲惫，正好以工代赈，让百姓们有一口饭吃。”
“督臣仁德，以学生来看，拦马河工项势在必行，宿迁等地运道就在骆马湖边上，每到汛期，便浊流翻滚，水连天际，分不出顺济河、黄河或是骆马湖。甚至洪水暴涨，还会冲毁湖边运道。李从心、朱光祚、刘荣嗣、周鼎四任总河因漕运不通而获罪，根源就在于此。因此不但要疏浚董口，更要使骆马湖水暴涨时有个去处。拦马河若成，便可东流向硕项等湖，再注入大海，如此漕运之事无忧矣！”
此时一帮幕僚聚在内房内，皆气势昂扬，指点江山，激昂文字，若史可法一样的理想主义者。
他们侃侃而谈，多一袭青衫，坐着者，旁边简单的小几上，也仅一杯清茶罢了。
但各人并不在意，他们投入史公幕下，也不是为了财帛享受，而是为了这个一展胸中所学，兴革利弊的机会。
说实在史可法给他们的幕宾束修并不多，很多时候还要他们自己掏钱，但众幕僚皆是心甘情愿。
此时众人议了几项事宜，如漕运的事，拦马河工程的事，这事情史可法暂时交给幕僚王秀楚、周同谷二人去办，查访事明，甚至过段时间，他还会亲自到宿迁一片去。
然后又有两个幕僚进来，却是举人阎尔梅与姚康。
阎尔梅乃沛县著名文人，字用卿，号古古，因生而耳长大，白过于面，又号白耷山人。
姚康则是桐城人，人清瘦，与大臣何如宠乃是同乡，一袭青衫，颇有孤傲之色，双目冷漠，似乎能看透世情。
他好读史书，识见超人，学术长于史事，历史上，他就预知明朝将亡，认为大明朝要完，史公也独木难支，最终辞了史相国归里，得以免了扬州之难。
他在史书上留下重重一笔的，却是向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献上“借虏平寇”之策。
姚康以唐朝平定黄巢事为题目著书立论，认为光有郭子仪、李光弼不够，还必须借用李克用的沙陀兵，最终才会有中兴之望，深深影响了决策者中的史可法、马士英二人。
他惯以一双冷眼观看时局，颇有种超然物外的味道，史可法上任后，急需用人，求各地推荐贤良，有人荐了姚康，姚康初谢而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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