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第一部长篇故事片《庄子试妻》诞生于1913年，导演叫黎民伟。他也被称为香港电影之父。（也有人叫他中国电影之父，不过对普通人来说，这位的孙女可能更出名一点，她叫黎姿。）
但这位前辈是在东瀛出生的，并非纯正港产。他还是同盟会成员，拍得故事也大多关于家国情怀，而非现在的警匪打闹。
至于说香港电影真正的起步，则要追溯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因为大家都懂的原因，上海的朱石麟、李萍倩等内地影人纷纷入港，带去了全套制片技术和商业模式。
随后又诞生了许多耳熟能详的电影公司，如长城、凤凰、邵氏——他们全部有着沪上血统。
到了黄金时期，嘉禾冒头，但三个创始人却都来自邵氏。而此时的片方又被台湾资本牢牢把持。
换而言之，港圈，从来都没有绝对独立过。
至于现在么，当然严重依赖内地市场输血。
就这么一个从诞生到如今的老态龙钟，全过程几乎严重依赖地缘政治的产业，偏偏有人在探讨要维持什么独立性、纯粹性，这很可笑。
也很可悲。
陈燔压下这些杂念，接过奖杯，身体欠了欠，让自己嘴稳稳的对向奖杯：“多谢金像奖，多谢评委，多谢所有为《误杀》付出心血的同仁，多谢......黄生。”
听陈燔声调平静的粤语说着感言,梁家辉刚刚已经提到了嗓子眼的心，现在又往下放了放。
“以上这句话我已经练习好多遍，连华哥都说我讲得好棒，可以直接去TVB当主持人，可惜我会这一句而已......我这算不算出人意表啊？”
陈燔切回了普通话，看台下的配合的笑声，发现倒是不用担心大家——或者说大部分。听不懂。
于是他又继续：“我是一个导演，也是一个编剧，这两个职业的工作内容，都是讲故事，正好，我也有一个故事想讲给大家。
我人生的头十八年，是在在一个小县城里过的。家里养了一条狗，叫大黑。我们很喜欢它的。虽然当时我们条件也不好，但把它喂的毛光油亮，体态健硕，谁看到都会夸一句‘是条好狗’！邻居家也养了一只，黄的，和大黑是一窝的兄弟。邻居家条件比我们强，但就是没好好养，瘦不拉几，我们叫他阿柴。所以啊，阿柴会过来蹭我家大黑的饭。大黑也照顾兄弟，没意见。于是我们和阿柴也很熟络。
后来邻居和我们闹翻了。原因也很好笑，他们家做生意的嘛，说是我们家前院的墙挡住了他们的风水！
人就上我家来闹腾，想让我们拆墙；我们当然不肯啦！虽然我们穷，但我们人多又有骨气——你有钱了不起啊？所以他们也不敢真和我们动手，正好看见阿柴又来我们家吃饭，于是人指着阿柴就一顿骂，说什么‘你怎么能吃别人家的饭’之类，然后就把阿柴带走锁在了屋里......
你们说巧不巧，那天晚上，来了台风，引发山洪......我们两家都给水泡了，说来奇怪，他们家虽然有钱，但造房子却不用心，垮了一半；我们要好一点，后院没了，但前院还是完整；于是他们更来劲了，水没退呢，就继续来闹腾拆墙的事情......对了，你们猜，阿柴在干什么？他从破墙里逃了出来，和我家大黑啃完同一根骨头后就一起去后院守着了！”
......
小县城还有山洪？当然是现编的，最佳编剧还能不会编故事？
这不重要。
在这之后，《误杀》拿下了最佳剪辑、最佳女配和最佳影片，最终收获四个金像奖。
颁奖台上，原本都打算好让出C给宋导演的陈燔直接抓紧了奖杯站在最中央——不装了，我摊牌了！不过宋导演也不算白来，剪辑师因为签证问题没来，他代领了最佳剪辑（原本计划好的代领人是陈燔）。
这也不重要。
媒体和网络的焦点全部集中在陈燔的那番言论上。
《明报》：“2017年香港电影市场数据显示，好莱坞影片以超过80%的票房占比形成绝对优势，全年票房前十名中仅《误杀》一部港产片入围（注：此处需核实陈燔是否为《误杀》核心主创，原表述存疑）。这一现象引发业界对本土电影生存空间的深度讨论。
市场现实与产业困境:
1,结构性失衡；西片垄断头部市场的同时，港产片年产量已跌至54部，创十年新低。影评人周显指出：香港电影的所谓独立性，本质是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混合产物。
2,生存优先逻辑：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田启文表示："当本土电影单部平均投资不足500万港元时，讨论艺术独立性前更需解决产业存续问题。"
3，争议中的发展路径
部分从业者主张强化合拍片机制，认为"通过内地市场反哺才能重建制作体系"；另有声音担忧过度商业化将消解港片文化特质。浸会大学电影学院研究显示，2010-2017年港产片中具有本土意识的作品比例从37%降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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