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无论共和如何阐述开通铁路后将带来的煤炭销售经济效益，红巾军方面始终不同意。最终，红巾军的使者直言不讳地表示：“贵方乃是虎狼之国，我们绝不能像蜀王那样愚蠢。”此言被传达给了苏星云，他对此感到哭笑不得。
尽管他本人对修建这条铁路并无恶意，纯粹是为了迅速获取资源，但也不至于为了打仗而修路。毕竟，共合军只需一天时间便可抵达宿州，而淮河北岸乃是平坦的沿江平原，并非当年蜀道那般艰险难行。
面对红巾军的戒备心态，共和方面感到十分无奈。尽管苏星云领导的共和政府地处楚地，但周边的势力却将其比作秦国。共和以其严格的法制、强大的军队以及为利益不惜翻脸的外交手段而闻名。
在共和以外的地方，苏星云被冠以“秦王”的称号。他既继承了秦王霸道的治国方式，又延续了秦王为利益不择手段的影响。战国时期的秦王曾为了争夺一块和氏璧而公然耍赖，其谋臣张仪也曾为了离间楚齐之间的关系而先是谎称五百里地，事后又无耻地改口为五里地。
尽管苏星云并未做过这些事情，但他强迫绅缙们分田地、挑起宗族间的内斗以及宣布地主对抛荒多年的土地无产权等措施，无疑比昔日的秦王更为“无耻”。
正是这些不良声誉，使得其他势力在与共和打交道时都保持了警惕。面对固执己见的红巾军，共和只好采取了适应他们的策略。红巾军提供劳动力，共和则提供机器设备和少量指导人员协助开矿。
双方约定以每吨煤矿换取五十公斤稻谷的基本价格进行交易，当然，根据不同品质的煤矿，价格还会有所调整。至于矿工的工资，则由红巾军自行决定，不过共和建议不要设定得过低，以免影响工人的工作积极性。
在与共和达成这笔重要交易后，红巾军的士气大为提振，无数矿洞被迅速开挖。第一个月便产出了五千吨煤炭，这些煤炭随后被四轮马车运送到淮河北岸进行粮食交换。
这一物资交换方式的确立，使得红巾军在战场上焕发出新的活力，其庞大的战争机器开始向河南和山东地区推进。与此同时，淮河以南的钢铁厂、机器厂等重工业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南方的铁路运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铁矿资源，本地及北方运来的煤炭，加上北方逃难而来的廉价劳动力，使得淮南工业基地逐渐具备了与马鞍山工业区相抗衡的实力。
到了公元1352年，共和已经结束了战斗，开始专注于整合内部资源。然而，中国大地上的局势却变得更加动荡不安。由于共和占领了荆州，明教人士明玉珍带领骨干力量进入四川起义，利用川东复杂的地形牵制元军。
同时，他们还与大理段氏的段功展开了激战，段功正是段誉的不知多少代孙子。此时，段家已被元朝分封为十代大理总管，成为了元朝的忠实拥趸。段功的妻子竟是梁王的女儿，而梁王正是汝阳王的父亲，赵敏还得称呼段功一声姑父。
在江苏泰州，也就是共和如皋领地的邻界，张士诚也率领众人揭竿而起。他们的口号是诛杀贪官污吏，并未直接将矛头指向元朝的最高统治层。
至于方家军，他们依然按照火枪兵与长枪兵一比三的比例组建方阵部队，并且扩编成了四个师，再次向北方的杭州进发。这一次，共和军并未进行阻拦，因为在未来两年内，共和实在没有余力在大陆上进行进一步的扩张。然而，共和并未示弱。
公元1352年四月，当放假军再次攻打杭州时，共合军的台湾舰队驶至台州附近海域展示武力。在带领方家军的使者观摩了高爆弹的试射之后，陆海拿出地图，在太湖西南划了一条红线，明确禁止方家军跨越。这一威胁无疑是霸道的。但对于依赖海洋资源的方家军而言，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一条件。
如今，方家军上下都明白，自己的实力仍不足以抗衡四年前共合军远征大都时的那股强大攻势。宋濂作为方家军的谈判代表，曾多次试图据理力争，但在弱国无外交的现实面前，无奈只能接受。这一事件在浙江士林中引发了巨大的反响，所有士人都开始猛烈抨击共和的不仁不义之举。
在这个世界上，往往是最弱势的一方骂得最凶。例如，当中国大使馆遭到轰炸时，全国上下义愤填膺，而美国那边只是轻描淡写地报道一下，找点借口指责中国包庇被打击的目标，美国人对此似乎并不在意。九十年代的美国处于鼎盛时期，自然不会把一个穷国的意见放在眼里。
然而到了2008年后，美国人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报纸上频繁地找中国的茬。这种言辞的增多，实际上反映了他们自身的衰弱。这一点在日本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中国的经济实力还不如日本时，他们的言辞还算中肯；但随着中国逐渐超越了他们，他们的语气也变得越来越尖酸刻薄。
此时的浙江，恰恰就是这种弱国无奈心态的典型体现。而共和的民众在国外办事时，语气中透露出一种自豪感，但对于别人的批评也能坦然接受，这正是大国国民的风范。这份底气，来源于年产三十万吨钢铁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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