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在公开演讲中称，如果没有义和团，中国早就被列强瓜分了。这一观点乍听之下，似乎赋予了义和团运动极高的历史价值，强调了其在抵御列强瓜分中的关键作用。但深入剖析历史，会发现这是对复杂历史进程的片面解读与错误认知。以下，我从三十一个方面展开详细的反驳：
1. 列强瓜分中国的本质目的：列强发动侵略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根源在于经济利益的追逐。他们渴望打开中国广阔的市场，获取廉价的原材料，倾销工业产品，通过经济掠夺实现资本的积累与扩张。如《南京条约》规定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使中国的经济主权遭受严重破坏，列强得以轻松对华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马关条约》要求中国赔偿巨额赔款，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这种经济掠夺方式已能满足列强的核心利益需求，即便没有义和团，通过不平等条约构建的经济侵略体系，列强也能持续从中国榨取财富，瓜分领土并非他们实现利益的唯一或必然选择。
2. 国际关系格局的制衡：19世纪末，全球范围内列强间的竞争和利益博弈极为激烈。在瓜分中国问题上，他们相互猜忌、彼此制衡。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极具代表性，这一政策旨在确保各国在中国的商业机会均等，防止某一列强独占中国市场和资源。其背后反映的是美国担忧其他列强抢先瓜分中国，损害自身在华经济利益。这一政策得到了其他列强不同程度的认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各国在华势力，避免了因过度争夺而引发列强间的直接冲突。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使得任何一个列强都难以独自完成对中国的瓜分，而需在相互妥协中寻求利益平衡，这是中国未被瓜分的重要外部因素，并非义和团单方面作用的结果 。
3. 清政府的策略与作用：尽管清政府在近代历史中表现出腐败、软弱的一面，但在维护国家形式统一和自身统治方面，并非毫无作为。它采取“以夷制夷”策略，试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维持自身统治。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联俄制日，签订《中俄密约》，希望借助俄国力量制衡日本在华势力扩张。虽然这一策略最终未能阻止列强侵略，但在一定时期内延缓了日本独占中国东北的步伐。此外，清政府在外交上也进行了一些周旋，如派遣驻外使节、参与国际会议等，试图通过外交途径维护国家权益，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进程，不应被忽视。
4. 中国地域与人口因素：中国地域广袤，从东北平原到青藏高原，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多样；人口众多，庞大的人口基数形成了深厚的社会根基。这种庞大的地理和人口规模，使列强难以实现有效统治。相比面积较小、人口较少的殖民地，如非洲部分地区和印度，中国复杂的国情使得列强若想直接瓜分统治，将面临高昂的管理成本和巨大的反抗风险。每一寸土地都可能成为抵抗的战场，每一个民众都可能成为反抗的力量，这是列强在考虑瓜分中国时不得不慎重权衡的因素，远非义和团运动所能单独涵盖。
5. 义和团自身局限性：义和团运动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成员们相信符咒护身、刀枪不入等观念。在实际战斗中，这些迷信思想无法转化为有效的战斗力，面对列强先进的枪炮武器，义和团成员的血肉之躯难以抵挡，许多战斗因此遭受惨重损失，这反映出义和团在思想和组织上的严重落后。同时，义和团存在盲目排外的问题，不加区分地打击与西方有联系的一切事物，包括普通教民、传教士和使用洋货的中国人。这种极端的排外行为不仅未能团结更广泛的力量共同抵御侵略，反而引发了社会混乱，削弱了自身的支持基础，使其难以形成强大、有效的抵抗力量 。
6. 义和团运动的影响范围有限：义和团主要活跃于华北地区，如山东、直隶（今河北）等地，虽在这些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并未蔓延至全国。其他地区，如南方各省，并未因义和团运动而直接改变与列强的关系和互动模式。在东南互保事件中，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达成协议，使东南地区避免卷入义和团与列强的冲突，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这表明义和团运动未能形成全国性的抗敌合力，仅靠局部地区的运动，难以完全阻止列强在全国范围内的瓜分行动。
7. 经济基础与现代化进程角度：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已有所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兴起。他们通过创办工厂、开展商业活动等方式，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进程。一些民族企业在与列强经济侵略的竞争中，努力发展自身，试图打破列强的经济垄断，如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在抵制洋纱倾销、推动民族纺织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民族资产阶级还通过倡导实业救国、参与政治变革等方式，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和抗争意识，从经济层面和社会变革层面为抵制列强瓜分做出了贡献，不能将避免瓜分简单归因于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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