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60年二月二十三日，高演在尚书省举办宴会，邀请百官参加，提前埋伏下亲卫。在去参加宴会前，有人劝杨愔不可不防，但杨愔认为自己所做都是为了国家，对于高演的邀请自己没有不去的道理。
酒行三巡，伏兵突出，拳棒交加之下，杨愔头破血流，一只眼被打瞎。拿下杨愔等人后，高演、高湛、高归彦及鲜卑勋臣贺拔仁、斛律金押着杨愔突入皇宫，强迫幼主高殷承认政变的合法性。
自古以来，削藩都是件危险的事情，如果在位的皇帝是位强势之人，尚能控制局面，一旦是幼主在位，又软弱无助，异姓宰相极容易被同姓亲王反噬。
杨愔的本意是想改变文宣帝高洋时期的滥封滥赏，高洋对鲜卑贵族的封爵过滥，以至国家无力负担这帮勋贵的爵位俸禄。
杨愔为了国库减负，让国家能够继续运营下去，因而对滥封滥赏的鲜卑贵族大加黜免，这就影响了鲜卑贵族的利益，引起了常山王高演、长广王高湛为首的怀朔鲜卑贵族集团的激烈反对，他们暗中策划准备除掉杨愔以打击汉人士子势力。
而且当年文宣帝高洋刚登基时要立原妃李祖娥(汉人)为皇后，但鲜卑贵族反对。杨愔则站在皇帝高洋的一方，坚持依照汉、魏传统，立原妃为正宫皇后。
文宣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立李祖娥为皇后。由此，他和鲜卑贵族之间早在十年前就产生了矛盾。
天保三年(552)四月，他任尚书右仆射。又与神武帝高欢之女太原长公主成婚。他也成了高氏皇戚，被拜为开府仪同三司。
天保八年(557)四月，杨愔升为尚书左仆射（备注：左仆射比右仆射高一品），晋封华山郡公。次年五月，升为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加特进。掌管朝政，权综机衡。
当高洋病重时，遗命他与高归彦、燕子献等四人辅佐太子高殷。天保十年(559)十月，文宣帝高洋驾崩，皇太子高殷即位，年仅15岁。
杨愔晋封为开封王，主管朝政。因为皇帝年幼，内外军政大事皆由他一人定夺，引起了高氏宗室和鲜卑权贵们对他极为不满。
高殷继位后次年(560)正月，杨愔与皇太后李祖娥商议，欲将高演、高湛调出朝外任刺史，此事被入宫做书记女官的李昌仪偷听，密告了娄昭君，未能实现。
二月，他又改奏以常山王高演为太师、录尚书事，以长广王高湛为大司马、并省录尚书事(即并州刺史)。
高演、高湛密议，以拜职为名，在尚书省大宴百官，邀杨愔赴宴。席间，高演以劝酒为暗号，召伏兵当场逮捕了杨愔，并将他打得头破血流，致一只眼珠被打出。
他们将杨愔推到废帝高殷面前，启奏说：“杨愔欲擅朝政，若不早图，必为宗社之害。”并威逼皇帝高殷下旨杀了杨愔，16岁的皇帝不敢答话，退避后殿。
杨愔也曾风光一时，不仅官运亨通官至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与皇帝高家结为亲家，仕途一片光明。
文宣帝高洋性情大变后，喜怒无常，又经常疯魔杀人，可以说，杨愔的宰相之职是提着脑袋去做的，不过虽然皇帝昏庸至此，杨愔还是兢兢业业，将朝政打理的十分井然有序。
以至后世的历史学家都评价他的政绩是“主昏于上，而政清于下”。
但是，杨愔虽然有治国能力，却在高洋死后，因为想要帮助新登基的皇帝压制常山王高演、长广王高湛而被其记恨，此后，更是因为实行削藩政策，导致群臣大面积倒戈至常山王和长广王的阵营。
杨愔是个很有抱负的政治家，作为首辅大臣，他立刻推行改革，第一刀就对准了冗官弊政，裁减了大量吃干饭的豪族子弟。
“改革”的本质就是剥夺某些特权阶层的利益，让社会机制更加公平、公正，但它必然引发既有利益阶层的反弹，乃至抗击。
于是，这群失势的旧勋贵便集体投靠到高演、高湛的门下。
北齐的政治架构本质上属于宗室藩王与皇权共治天下的模式，高演、高湛作为高欢的嫡子，既拥有兵权，又有左右朝政格局的能力，地位极其重要。
读者们可能会很奇怪，这个杨愔是辅政大臣，他的权力应该在高演、高湛之上呀？
其实不然，说白了，所谓辅政大臣只不过就是皇帝的助手，他们的权力全都来自于的皇帝的信任，是典型的“当家不做主”，扛活的“管家”而已。
高演、高湛虽然不是“家主”，却是北齐皇朝的“二当家”，他们的地位远不是杨愔等人所能匹敌的。
杨愔虽然志向远大，忠心为国。但他的第一刀显然不合时宜，没搞清楚北齐最大隐忧，草率地将中坚力量推向了高演、高湛的怀抱。
眼见形势有点不妙，杨愔决定亡羊补牢：咱得解除高演、高湛的权力，否则早晚会为其所害。
小少年高殷没有政治头脑，啥也不懂，于是请教杨愔该怎么办。杨愔说，很简单，将高演、高湛调任地方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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