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是一件很悲催的事情，比如尼泊尔和孟加拉国，这两个国家的人天天喝玉米糊糊，住的是晚上可以欣赏到星星的烂帐篷，如果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军阀，那生活不幸的指数将上升到地狱级，比如阿富汗，在这块地方生活，不但可能连玉米糊糊都喝不上，还随时可能挨枪子。
军阀们对农业不感兴趣，主要是靠正经农业发家致富的可能性为零，阿富汗军阀们更喜欢来钱快的门道，来钱快才能快速购买军火，才能保住或者扩大地盘，生财之道一般包括但不限于这么几种：贩毒、贩卖人口、抢劫、接受金主爸爸捐赠。。。
在阿富汗军阀看来，阿富汗老百姓主要有这么几个用途，要么当炮灰，要么替军阀种植毒品，身强力壮的还可以被贩卖，毕竟人体器官买卖在全球黑市上是一笔大生意，需要器官移植的有钱人太多了，货源却非常紧缺，阿富汗这种地方就是优质货源供应地。
军阀们把老百姓看成赚钱的工具，老百姓对军阀也不可能有什么感情，当美军向塔利班进攻的时候，只要给点钱，很多阿富汗人都愿意充当带路党，攻击塔利班，当塔利班向美国扶持的阿富汗政府进攻的时候，很多老百姓也愿意充当带路党，进攻政府军。
只要不想法改善民生，谁当政都没办法得到老百姓拥护，想得到老百姓拥护，就必须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打破阶级构成，重建分配模式，将导致原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剧烈变动，这种剧烈变动一般只有革命才能完成。
在出现足以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之前，军阀遍地的阿富汗注定一盘散沙，周边的任何一个邻国都可以打败它，所谓“帝国坟场”这个威风凛凛的名字背后，是无数阿富汗人悲惨的人生，他们活的连一条狗都不如。
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能挽救阿富汗人的只能是他们自己，前几天那个哭泣着说全世界都抛弃了阿富汗的那个女孩，她不明白，如果对现实不满，就要拿起枪杆去战斗，争取自己想要的权利，把希望寄托在别的国家身上，指望别人流血流汗为自己争取利益，这种想法十分可笑，既不现实，也永远无法实现。
中国人用了将近百年的时间，才摸索出这个道理，无数志士杀的人头滚滚，一寸山河一寸血，才有了今天的岁月静好，不长的瓦罕走廊，一头是阿富汗，一头是中国，一边是地狱，一边是天堂。
中国人是如何从泥潭中走出来的，今天用这篇文章分析下，能给大家一点启发就最好了。
时间需要往回拨一点，回到大清王朝。
有人说，大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统治的终极版本，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如果没有外力影响，这种稳定的模式甚至可以千秋万代的持续下去，对此，我表示赞同，前提是没有外力影响。
大清王朝的社会结构比较简单，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皇帝是大地主集团的头子，官僚集团是大地主阶级在政府的代言人，被统治阶级就是各地小P民。
中国封建王朝都是农业社会，所有人都必须依附土地生活，统治阶级掌握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通过地租就可以剥削广大P民的劳动价值，过上不劳而获的美好生活，当多收了三五斗的时候，地租就涨点，当年景不好的时候，地租是涨还是降，这个就要看地主的心情了，佃农家里的喜儿是随时都可能被拿来抵账的。
在这种模式下，地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节，把屌丝们控制在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状态最好，只要没有饿死的危险，屌丝们是不会造反的。
农业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的知识分子，为了便于统治，实行愚民政策，不能让佃农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实际上，佃农们一年到头连肚皮都难以混饱，哪里有钱让子女去学习？没有知识就必然愚昧，到了民国时期，很多被抓来当兵的壮丁，因为目不识丁，基本就和白痴一样。
白痴们是不会有太多自己的想法的，让他们对皇帝的生活进行想象，他们可能觉得皇帝是用金锄头耕地，用金饭碗喝三碗稀饭，可以把肚皮喝的溜圆。
中国社会太大，知识分子也可能落魄，他们有点文化，不甘堕入社会底层，用宗教的名义，提出均贫富的口号，组织贫民起来造反，于是爆发一轮又一轮的起义，包括苗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捻军起义、太平天国起义。。。
这些起义无一例外被镇压了，原因也很简单，大清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可以集中全国的资源，打仗就是打资源，在中央政府可以集中全国资源的时候，地方是没法对抗中央的，局部的起义必然被镇压。
到了1840年的时候，规则发生了变化，工业化后的洋鬼子从海上过来了。
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中原政权的危险从来都是来自于蒙古高原，大清的皇帝们把这个威胁永久祛除了，招式非常简单，让蒙古人迷上藏传佛教，从此，草原上的和尚越来越多，战士越来越少，再也无法对中原政权形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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