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一度掌控了北京局势，顺便把溥仪赶出了皇宫。
此时冯玉祥又红又专，李大钊在他的军队中宣传共产主义，得到冯玉祥的大力支持，再加上和苏联走的很近，俨然一副革命党的模样，在吴佩孚和张作霖看来，冯玉祥就是共产党，变成了他们共同的敌人。
刚刚还在直奉大战中打的要死要活的两人，迅速联合起来，共同进攻冯玉祥，冯玉祥抵挡不住，只能退出北京。张作霖进入北京，成立安国政府，北洋军阀主政北京的最后一个时代到来。
在张作霖看来，所有反对他的人都该死，无论是企图北伐的国民党，还是善于搞运动的共产党，这些都是他的敌人，只要抓到，一律处决，北京血色弥漫，变得非常危险。
在张作霖的抓捕名单中，李大钊绝对排在首位，朋友们都劝李大钊赶紧离开北京，但李大钊舍不得走，他的事业就在北京，他的根基也在北京，他不能离开北京。
李大钊肯定不是莽夫，他留在北京并非冲动，担任苏联驻华大使的越飞是他的好朋友，两个人是老熟人，正是在李大钊的引荐下，才有了越飞和孙文的历史性会见，才有了注明的“孙文越飞宣言”，苏联大使馆非常乐意为他提供保护。
此时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国民革命军已经开始了北伐，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将孙传芳和吴佩孚打的丢盔卸甲，让张作霖感到毛骨悚然，孙和吴的实力他旗鼓相当，这两个人挡不住北伐军，张作霖一点都不认为奉军能挡得住。
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更加不愿意离开北京了，此刻北京是奉军的中枢，可以获得更多的情报，何况在奉军人心惶惶之际，更是策反良机，一旦策反奉军核心将领，将加速奉军倒台的速度，让革命事业事半功倍。
俄国人对东北一直虎视眈眈，张作霖在东北经营多年，感受非常深刻，沙俄时期，俄国人就在东北修建了一条中东路，沙俄军队可以随时沿着铁路进入东北，张作霖毫无办法，现在沙俄没了，又来了个苏俄，号称要革所有反动派的命，像张作霖这种死军阀是革命的首要对象，让张对苏俄更加厌恶。
在张看来，俄国人对东北志在必得，支持孙文和自己打仗，李大钊就是俄国人在北京城的卧底，关键时刻准备里应外合，要了自己的老命，不干掉李大钊，张作霖寝食难安。
占领北京城后，张作霖下令抓捕李大钊。
李大钊显然不是等闲之辈，他不会傻等着让张作霖来抓自己，在张进入北京之前，在越飞的帮助下，他把家搬进了苏联大使馆，这块地方非常安全。
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之后，慈禧老太太被吓坏了，安排李鸿章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辛丑条约》，在北京专门划出了一块地方，这个地方叫东交民巷，以后列强们的大使馆就集中在这一块了，每个大使馆都有自己的保卫部队，中国军队绝对不允许进出这一地区。
什么叫丧权辱国，这就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却没有行动的自由。
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后来的北洋政府，在洋大人面前，都是毕恭毕敬的，东交民巷就是中国政府的禁区，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和康有为就是跑进了日本大使馆，大清密探只能眼睁睁看着，屁都不敢放一个，也就有了康有为在日本编慈禧黄色段子的机会。
在越飞看来，就是给张作霖一万个胆子，他也不敢进苏联大使馆搜查。
李大钊放心的住在苏联大使馆，其实是住在苏联大使馆的隔壁，那也是苏联大使馆的产业，在这里，李大钊书写文章，发布命令，北京城的各种群众运动依然风起云涌。
张作霖的鼻子很敏锐，他在风中嗅到了李大钊的味道，对于这个一心和他作对的人，张作霖恨之入骨，发誓要抓住他，碎尸万段。
李大钊一肩挑两副重担，既是国民党北方地区负责人，也是共产党北方地区负责人，公务繁忙，每天都要召集相关人员开会，研究对策，苏联使馆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这个现象很快就传到了张作霖的耳朵里，让张恍然大悟，怪不得连北京的老鼠洞都翻遍了，都找不到李大钊，原来这家伙躲在东交民巷，这里是中国政府的禁区，特务们不敢进去，怎么能抓的到？
能从土匪干到一路诸侯，充分说明张作霖不是莽夫，东交民巷地位特殊，张根本不敢造次，但是机会是自己争取的，张作霖展开了行动。
首先他派人和东交民巷的首席公使展开讨论，看能不能进入使馆区搜查，所谓首席公使就是使馆区推举出来的代表，方便和中国政府沟通，这个代表必须德高望重，此时的首席公使叫欧登科。
在平时，中国政府的这种要求和行为绝对是不允许的，但是这次情况有点不同，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所有列强共同的敌人，何况国民党北伐军喊出的口号是打倒列强，李大钊是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也就是列强的敌人，在这一点上，张作霖和列强的利益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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