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鸦片以外，还有吗啡，日本从英国大量进口吗啡，这些吗啡绝大部分压根就没有发往日本，而是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直接被送到大连，再从大连运往中国东北和华北；发往日本的那些吗啡也不会在日本销售，而是发到日本神户，在神户进行包装，夹杂在其他货物中，由神户和大阪的日本毒品贩子发往上海，由上海的青帮等黑恶势力接手，通过黑帮庞大的销售网络，卖给遍地的瘾君子。
和鸦片一样，日本人也不甘心当二道贩子，组织人马攻克吗啡制造技术，在1915年的时候，日本人终于掌握了吗啡的制作技术，具备大规模生产吗啡等精神类麻醉毒物的能力，1918年，日本向中国出口18吨吗啡，在巨额利润的刺激下，日本迅速提升产能，加大马力生产，到1926年，日本向中国出口吗啡等麻醉类毒品40吨，价值超过3500万元。
大家可能对这笔钱没什么概念，国民政府废除银元发行法币的时候，一块银元可以换一法币，1936年的时候，100美元兑换300法币或者309日元，说明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和日元汇率比较接近，当时一支38式步枪价格约为150日元，3000万法币可以生产超过二十三万支38式步枪。
这仅仅是吗啡而已，台湾总督府专门负责贩卖鸦片的专卖局局长测算，中国有4.2亿人口，只要有5%吸毒，就有超过2000万人吸食鸦片，每年可以赚取超过5.54亿日元的利润，这笔钱可以制造超过369万支38式步枪！
实际上，这样测算还是保守了，到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的时候，仅仅鸦片走私，日本每年输入中国的金额已经超过10亿元。
贩毒的利润实在太高了，日本人发狂了，在日本制作毒品已经无法满足交易的需求，日本人干脆把设在大阪的吗啡和海洛因工厂搬到大连和南满铁路周边，1904年日俄战争结束后，大连和旅顺就落在了日本人手里，日本人在大连想干啥就干啥，当然包括制毒贩毒。
中国地大人多，日本人将生产基地搬到中国以后，生产规模急剧提升，日本和朝鲜的鸦片产量已经供应不上生产扩张的速度，日本人称为国际毒品原材料的大客户，在波斯和印度加尔各答，日本人都是一掷千金的大豪客。
除了大连以外，青岛很长时间内都被日本占据，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向德国宣战，拿下了德国占据的青岛，一直赖到1922年才撤军，在这个期间，日本青岛殖民机构详细学习了台湾和关东州（大连和旅顺）贩毒的先进工作经验，在妓院、赌场、药店、车站、旅店到处兜售毒品。
毒品的零售端由浪人或者妓女负责，浪人是什么玩意呢？是来自日本本土、朝鲜或者台湾的社会渣滓，这些在当地就属于无恶不作完全没有道德底线的人，贩毒能够挣到巨额利润，对于他们来说，毫无心理负担，日本政府为了尽快挣到钱，重用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渣，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效果。
全面抗战爆发前，大连和青岛成为中国北方的制毒贩毒基地，南方则是厦门。
厦门与台湾就隔着一个台湾海峡，来往非常便利，厦门住着很多台湾籍民，这些人享受日本的治外法权保护，在大陆犯法，不受大陆法律制裁，只能让日本法官依据日本法律审判。
日本政府需要台籍浪人在大陆贩毒，鼓励台籍浪人在厦门开设赌场妓院烟馆，给他们发放“台湾公会”的会员徽章，凡是看到门口有这玩意的，中国警察压根就不敢上门执法，否则日本领事馆必然提出强烈抗议，中国军阀们立即就怂了。
北方两个毒品供应基地，南方一个毒品供应基地，当时在关内的日本浪人约10万人，基本都是毒品贩子，他们最喜欢开的就是药店，公开售卖毒品，看到有人上门，他们的态度非常热情，问对方要抽的还是扎的，抽的就是鸦片，扎的就是海洛因。
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妓女在中国大陆成为抢手货，哪怕长的很丑，只要是日本女人，生意都好的很，也不难理解，当时中国被打的太惨了，听说有日本妓女，有钱人都想去见识下，就好比当时东北和上海有很多白俄妓女一样，生意也好的很。
日本妓女为了多挣钱，积极推销毒品，加速了毒品在中国扩张。
毒品为日本政府和军队赚取了大量财富，极大支撑了日本军队和特务机关在中国的活动，日军中的以下克上，除了内部政治斗争的因素外，还有经费的原因，贩毒为军队提供了天量财富，多到不需要日本政府财政拨款，日本军队靠贩毒所得即可采取行动，九一八事变的经费就是关东军贩毒所得。
除了积极学习大英帝国的制毒贩毒经验，日本人还勇于创新，冰毒就是日本人发明的，全称叫甲基苯丙胺，1893年日本化学家长井长义首次利用麻黄碱合成，从此冰毒诞生人间，不过当时大家并没有认识到这玩意有多牛，再加上当时日本科学在世界上很落后，日本科学家也没啥名气，也就没引起啥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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