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把王荆公和东坡先生弄到一起的，他们不是政敌吗？”
周青把陆小凤拖到一旁问。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态度，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老百姓并没有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而王安石则是借皇帝的最高权力来推行自己的改革之道。
苏轼认为变法实行后，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他在熙宁三年的拟殿试策文中表达了对新法的反对意见，认为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和不满。
苏轼的观点是，改革应该更加慎重，逐步推进，而不是操之过急。
他的这种观点与王安石的激进改革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导致了两人的观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看到了变法的种种弊端，还因为他反对王安石用人的策略。
王安石用人只有一个标准：支持变法再没用也重用，反对变法再有才也不用。
这一标准之下，选拔出了一堆只知道投机钻营的人，这是苏轼非常反感的。
因此，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态度，并在朝中多次表达自己的观点。
此外，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还因为他关注的是民生疾苦，认为有些变革主张太过激烈且操之过急，生民百姓一时难以承受。
他在神宗朝反对变法与他在仁宗朝反对王安石变法主张的原因是一致的。
都强调任人和法制的关系，认为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
总的来说，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改革措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和不满。
他的观点是改革应该更加慎重，逐步推进，而不是操之过急。
这种观点与王安石的激进改革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导致了两人的观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他们两个在朝堂敌对，只是政见不合而已，私底下还是朋友的，都是为了百姓。”
一切都从王安石变法开始。
王安石变法，好心但没办成好事
王安石，是一个才华横溢者。
他自幼聪颖且酷爱读书，且善于理论联系实际。
后来他跟随父亲游历各地，体验了民间疾苦，因此具有移风易俗改变国家的志向。
考中进士后，他一直在地方做官。
因为他勤政爱民，政绩卓着，所以文彦博、欧阳修等官员多次向朝廷举荐他，希望他能到都城担任重要官职。
但他全都谢绝了。
由此可见，王安石对名利并无多少向往，他的思考在于民生社稷。
1058年，王安石被调进京担任三司度支判官。
进京述职时，他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
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具体说来是三大块：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涵盖的内容居多。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确实是很好的，对国家民族和百姓都是利好。
有些政策确实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变法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
但是，在这些新政条文中，有很多是不合时宜的。
如均输法、免役法、保甲法等，引起了扰民和损民的后果，使得民间百姓叫苦不迭。
于是围绕着变法，在朝野出现了“新旧党争”。
反对变法的旧党十几人罢官离开了朝廷，其中司马光、吕诲等人坚决要求恢复旧法。
王安石在这种政治激流中两次罢相，最终隐退，改革失败了。
苏轼被卷入“旧党”一派，招致各种打击迫害。
与王安石性格类似，苏轼也是具有鲜明个性，绝不妥协之人。
因为看到变法的种种弊端，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态度。
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等人观点基本与苏轼相同。
这些人被冠以”旧党“。
王安石提拔起来的改革派，如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党"，则坚持与旧党抗衡。
即使王安石辞职了，但这种新旧之争，仍然前后持续了数十年。
其实，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议。
并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
但是，这种斗争发展下去，就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重对立。
比如新党把持朝廷大权时，自然就打击迫害旧党人士。
作为当时名声最大的反对者——文坛领袖苏轼，自然引起了新党的极大注意。
原本具有”宰相之才“的苏轼，因反对变法一直被贬。
1079年，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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