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永历六年开始，郑成功与李定国二人已然成为了明末时期坚决抵抗清军入侵的两位杰出人物。
南明自从南京被侵占（公元 1645 年）之后，一段南明的历史进程，大致可以说是由粤西地区、滇黔之地以及海上的三条支柱共同支撑起来的。
其中，粤西地区的失败相对较早一些，永历四年（公元 1650 年）时，大顺军的残部如李来亨等人便从粤西撤退至川、湖两地，而两粤及湖广一带都被清军占领。
至此，能够继续与清朝对抗的主力军，只剩下了滇黔地区和海上的这两支力量。到了永历六年，大西军的残部李定国、刘文秀等人从滇黔地区分别出兵，接连攻克了广西、湖南的所有领土，还占据了四川、江西的大部分区域以及广东的一部分土地，使得西南各省连接成了一个整体。自此，西南地区抗击清朝的领导权力，逐渐被李定国所掌控。
与此同时，在波澜壮阔的海面上，抗清的领导权被紧紧握在了郑成功手中。自从郑芝龙投降清朝之后，郑成功就接过了这个重任。他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信念，成为了海上抗清的核心人物。
在遥远的西南地区，西宁王李定国也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他与郑成功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永历年间西南和东南抗清的两座坚实支柱。尽管彼此相距甚远，但他们通过频繁的信使往来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相约结为亲家。这种合作关系使得他们能够协同作战，以有限的力量支撑起了西南和东南两个战场长达十五年之久。
最终，虽然他们未能实现复国的宏伟目标，但他们坚持抗清斗争的英勇事迹却永远铭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在同一年（公元 1662 年）里，他们都怀着满腔遗憾离开了人世。然而，他们的精神和功绩将永远激励着后人，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典范。
在永历六年（公元 1652 年），李定国率领大军一举攻克桂林之前，他和郑成功虽然都有一些战功，但并不特别显着，因此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了解。此外，李定国主要活动于云南、贵州一带，而郑成功则活跃在海上，两人之间被粤西地区所隔开，缺乏直接联系的必要性。
然而，自从桂林战役取得胜利后，尤其是当李定国向东进军至肇庆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时，东西两个重要的战场已经紧密相连，这使得双方都开始认识到，寻求领导层的团结协作对于进一步协同对抗清朝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毕竟，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战争的挑战，并确保最终的胜利。这个问题对于整个战局来说变得尤为紧迫，因为它关系到战争的胜负以及国家的命运。
在郑、李的有关交涉中，李定国一直处于主动地位，而郑成功则相对来说比较被动。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源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和面临的条件存在差异。李定国作为孤军远征，前方有劲敌环伺，后方又缺乏支援，形势十分严峻。因此，他必须积极寻求友邻的帮助，寻找突破困境的机会。相比之下，郑成功的处境要好得多。当时，清兵的主力深陷西南地区，无法有效应对海上局势。于是，清朝政府只能采取"和谈"的策略来拉拢郑成功。与此同时，郑成功也乐意利用这段时间在海上站稳脚跟。所以，当李定国提出"会师五羊（广州）"的请求时，郑成功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
然而，尽管双方的态度有所不同，但郑成功与李定国之间的信使往来却相当频繁。从永历六年（公元 1652 年）到永历十五年（公元 1661 年）的整整十年里，两人几乎每年都保持着联系，甚至有时一年内会有多次沟通。这些频繁的交流表明了双方对彼此的关注以及对共同事业的重视。虽然他们的立场和目标有所不同，但通过持续不断的通信，他们试图协调行动，共同对抗外敌。这种密切的互动反映了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下，各方势力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永历六年十一月（公元1652年12月），李定国成功收复广西的消息传到了海上，同时他还向郑成功发出了会师的邀约。接到消息后的郑成功迅速派遣效用官李景前往广西，与李定国商议会师的具体日期。
（二）永历七年五月（公元1653年6月），李定国有书信送达海上给郑成功，郑成功也及时回了信。
（三）永历八年（公元1654年）秋季来临之际，李定国再次写信给郑成功，请求他出兵共同攻打新会。这封信于当年九月抵达海上。信中的主要内容是希望郑成功能够出兵广东，首先夺取新会，然后再进攻省城广州。李定国要求郑成功务必在十月半之前抵达新会会师。然而，当郑成功收到信件时，已经是十月了。尽管他立即回复了信件，但实际上他出兵的时间已经拖延至十一月初。
在郑李合作当中，新会战役的胜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这场战役取得胜利，那么东西两大战场将会连接在一起，形成统一战线，敌人逐个击破的阴谋将难以得逞，而抗清军各部之间的团结协作也会得到加强；反之，如果这个战役失败了，东西两大战场就会被隔开，我们将无法抵御敌人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的战术，同时，抗清军内部也可能会出现更多问题。因此，新会战役的胜利或失败对于整个战局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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