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闹散尽，江夏熟门熟路地钻进了杨佑宁的办公室。他利用执行令上那句“有权根据工作需要，调用必要的辅助人员与资源”的条款，把杨大厂长撩拨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毕竟，我们这位脑子里“脑浆子少了一截”的杨大厂长，剩余的脑子好像只剩下对组织无限的忠诚与奉献精神。
对于审计项目、揪出他心目中潜藏的“坏人”这件事，他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
尽管江夏反复解释，强调这并非揪“坏人”，而是项目路线选择上的失误与优化，但杨佑宁显然没听进去，或者说，他选择性地过滤掉了“没有坏人”的部分。
没等江夏把自己的全盘计划和盘托出，杨佑宁自己就激动地跳了起来，拍着胸脯强烈要求加入调查组。
他甚至没耐心听完江夏接下来的安排，就一把抓起执行令的附件副本，风风火火地冲出了办公室，直奔机部找相关领导请示去了——那份急切，仿佛去晚了“坏人”就会跑掉似的。
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江夏和小刘秘书两人。
小刘秘书慢悠悠地搓着下巴，目光投向正大剌剌坐在厂长宝座上的江夏。
江夏抱着电话，正用他那有些疲惫的声音，跟总机接线员小姐姐要着某个遥远兵团的专线电话。
小刘秘书踱到办公桌前，手指点了点杨佑宁桌子上堆积如山、几乎要摇摇欲坠的文件：
“我说，为什么你非要把杨厂长，还有那个李怀德，都拖进你这个项目组里来？这么大个厂，你看他这摊子事，恐怕是走不掉吧？”
江夏暂时把话筒从耳边拿开，搁在一旁，等待那漫长的转接。他随手拿起最上面的一份文件，快速扫了几眼，又漫不经心地丢回去。
“忙？瞎忙而已！”江夏叹了口气，带着点无奈，“这‘瞎忙’，我看一半是他自己揽的，另一半是这厂子逼的！现在的红星厂，早不是过去那个只管生产轧钢的厂了，这观念咋就变不过来哪！”
小刘秘书挑眉，等着他的下文。
江夏端起茶缸顿顿顿了好几口，又准备开大招了。
这个大招不开不行，看看杨佑宁这阵子的狼狈样吧，估计好一阵子都没回家了。办公室墙角沙发上叠得规规整整，还散发着汗味的棉被能充分说明他的主人最近过得什么日子。
江夏站起身，走到窗边，指着窗外庞大的厂区，声音清晰起来：“小刘，你仔细看看。红星机械厂，现在顶着个新名头，干着顶顶要紧的活儿。你看那些挂着‘红星’牌子，散在厂区边上的新车间、新厂房……”
“它们名义上还归红星厂管，叫分厂、叫车间，可实际上呢？它们各自有任务，有生产指标，有技术难题，甚至有的还在搞独立核算！它们就像一个个小卫星，围着红星总厂这个中心在转，但又各自有自己的轨道！”
嗯，这个独立核算指的就是仍然忙得飞起的高压锅生产车间，哦，不，现在别人叫红星机械厂锅具分厂。
由于现在国内的规矩，这个厂名义上还属于红星机械厂，但它的核算体系是由外贸部管理，各种统计汇算麻烦得一匹。
杨佑宁桌子上的文件，至少有五分之一都是关于这个分厂的事。
“忙成这样只是表象！”江夏走回办公桌前，用力拍了拍那堆文件，“关键是他还在用管过去那个单一厂子的老办法，来管现在这个……这个‘总厂-分厂体系’！”
“过去厂里就一条主线，杨叔坐镇指挥，下面车间按部就班就行。可现在呢？冷轧厂要特种钢材，小钢炮厂的精密机床卡壳了，发动机厂要论证新项目经费，高压锅厂那边原料又跟不上了……所有这些线头，最后都缠到杨叔这一张桌子上来！
他一个人，要当所有分厂的‘调度员’、‘技术员’、‘会计’甚至‘采购员’！他把自己当成了整个体系的唯一‘脑子’，事无巨细都要他点头画押，他能不‘没头脑’吗？他的精力全耗在这些具体事务的泥潭里了，哪还有功夫去思考整个体系怎么运转得更好？”
确实是这样，一个厂长责任制把厂内的大小事务都压到了厂长的身上。这让厂长获得相应的权利后，也带来的繁杂的工作流程。
小刘秘书看着那堆象征着无数具体事务的文件山，渐渐明白了江夏的意思：“你是说……红星厂现在，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以总厂为核心，下面带着一堆有分工、有协作的分厂、车间的……大联合体了？只是大家还没意识到，管理上还是老一套？”
“对！”江夏肯定道，眼中闪着光，“这个‘大联合体’已经有了自己的筋骨和血脉，各个部分都在运转，相互之间也有联系。但它缺少一套高效的‘神经系统’和‘指挥体系’，能让信息顺畅传递，让决策在合适的层面做出。杨叔现在干的，就是在用他一个人的‘神经’，去硬扛整个‘身体’的信号传递，累死他也扛不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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