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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观庙会。图源：苏明强《白云观与近代北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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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仁峒能够实现野心，少不了一个人的支持。他就是白云观背后的大金主——太监刘诚印。
刘诚印，小名多生，直隶人。他很小就当了太监，后为怡亲王所赏识，入选内侍，赐名增禄，字德印（亦有写为“得印”）。同治七年（1868），刘诚印入白云观，拜张圆璿为师。同治十年（1871），刘氏与高仁峒同时受戒。
太监与全真教发生关系，其实并不意外。为鉴明代之失，清朝太监不仅人数少，而且不自由。直到慈禧太后掌权时，封印才有所松动，太监得以接触权力。相比于身体的残缺，太监心灵的不独立更为严重。他们脱离家庭、社会，如何给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如何解决养老问题？
全真教刚好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前者自不必说。关于后者，太监往往聚在一起，筹钱建庙，确保有一个地方可以给自己养老送终。
皈依全真教后，刘诚印开创了霍山派，尊张圆璿为第一代宗师，自己则为第二代宗师。从此，太监有了自己的道派，而领袖就是刘诚印。《素云刘先师碑记》说，刘诚印“计共修寺观三十余所”，这些庙宇无疑都被改造成太监道士的道观。
同时，刘诚印向白云观捐了很多钱。据学者统计，刘诚印在1871—1890年间共捐银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两，其中捐给白云观的就有两万余两。捐资建庙，让他得到太监们的拥戴；太监抱团，让他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在这群太监中，有许多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比如李莲英、崔玉贵等。
一条通往宫廷的路就这样隐藏在白云观背后。高仁峒为白云观住持，与刘诚印为同戒戚友，故而结识李莲英等权监，通过他们可以与朝廷大员甚至慈禧本人打上交道。
关于高仁峒如何勾结内廷，野史有非常多记载。
《清稗类钞》里说，高仁峒与李莲英结为异姓兄弟，向慈禧献上神仙之术。慈禧十分信任他，任命其为总道教司，还委托他卖官鬻爵。于是达官贵人都让妻女认高为义父，来巴结他。参加《清史稿》编撰的金梁曾回忆道，高仁峒会点石成金之术，还曾献慈禧金丹，让太后老而不衰，健步如飞。
还有一则野史说，杭州某侍郎妻子十分漂亮，拜高仁峒为义父，后来，这位侍郎得到了广东学差。白云观里的房间十分精美，都是为官员妻女来夜宿而准备的。
清末进士郭则沄提到，义和团运动刚在北京兴起时，高仁峒出入端王府，向端王载漪介绍义和拳，还引见头目。端王一看表演，信以为真，便坚决支持义和团。
《北平旅行指南》曾提到，朝中权贵、宫中内侍大多寄名于白云观中为弟子，于是官吏全都奔走高门，视白云观为终南捷径。高仁峒一时声势煊赫，门庭若市。民初着名小说家陆士谔在《清朝秘史》里说，晚清一开始拟改革内阁官制，后来却改从州县入手——原来，高官们害怕大权旁落，于是走了高道士的门路，使得慈禧改了主意。
以上这些野史爆的料不少，但真实性要打上很大的折扣。比如，李莲英从未有过直接捐赠或协助白云观的举动。再比如，有人曾向慈禧举报燕九节妇女夜宿白云观，有伤风化，慈禧立马下令禁止。这些都说明，高仁峒与两者的关系并没有那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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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莲英。图源：网络
其实，高仁峒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政治掮客。他不能使用权力，但可以提供通往权力的门路。
清末文人费行简记载了一事。庚子国变，慈禧出逃西安，有一个洋人从北京而来，出入荣禄府中，对外宣称是法国医生，为荣禄治病。一天，费行简碰见了那个洋人，旁边相随者是他的老相识孟怀。孟怀是天津俄文学堂学生，因此，费行简怀疑这个洋人是俄国人，孟怀是其翻译。
后来，孟怀告诉了费行简实情：西洋人为俄国使馆参赞，向荣禄提议，俄国愿全力保中国，只要中国将东三省利权让给俄国。孟怀还提到一件事，很早以前，俄国人就经由白云观高道士牵线，联系上了李莲英、荣禄。
野史虽然野，但对高道士的判断还是准确的：“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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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底，俄国人璞科第来到了北京。
璞科第是一个中国通，大学时专攻明史和满蒙史，因学位论文《明代东蒙古史》在俄国汉学界显露头角，受到外交部赏识。他曾去过五台山、辽东半岛考察，出版了不少作品。因此，华俄道胜银行把他派往远东，希望借助他的学识，打开中国的大门。
璞科第熟悉中国社会，知道如何找门路。据《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记载，在同清政府交涉租借旅顺口、大连湾过程中，璞科第曾向李鸿章、张荫桓行贿50万两。
来到北京后，璞科第很快找到了一条通往帝国实际掌权者的小路：白云观。当然，这样的政治交易必然是暗地里进行的，但总留有一些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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