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深刻地意识到，在当前这个时代，那些栖息并繁衍在后世所称谓的四川省广阔地域内的众多民族与部落，其内心普遍对中原地区的王朝缺乏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这种情感的缺失并非无的放矢，追溯历史根源，他们曾长久地作为南诏国的忠实子民，共享着那片土地上的繁荣与安宁。然而，世事无常，在南诏与唐朝这两个曾经的庞然大物相继走向衰亡的前夕，双方之间爆发了一场又一场激烈残酷的战争。那些硝烟弥漫的日子，不仅让无数生灵涂炭，也让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降至冰点，难以再寻回往昔的和睦与融洽。
正因如此，即便时过境迁，这些曾经的南诏遗民如今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表面上似乎已愿意低下头颅，表达臣服于新兴的魏朝之意，但陈安却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刻的洞察力，清楚地知晓这不过是权宜之计。他明白，若朝廷轻率地将南诏旧地直接纳入直辖范围，不顾及当地部族的复杂情感与历史纠葛，那么，尽管这些部族在当下或许因力量悬殊而不敢公然反抗，只能将不满与愤怒深埋心底，但日后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定会利用云南地区那得天独厚的地形险要之利，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叛乱与抗争，使得这片本就难以治理的土地更加动荡不安，难以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
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与反复权衡，陈安在行宫内，面对着座下众多满腹经纶的文臣，郑重而详尽地阐述了他对于治理蜀地这一复杂地域的独到策略。他主张，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智慧，特别是要借鉴唐、宋时期行之有效的羁縻政策，那是一种通过笼络和控制地方首领以维持边疆稳定的策略，既体现了中央的权威，又兼顾了地方的实际需求。同时，他还提出要巧妙融合元朝创立、至明朝达到鼎盛时期的土司制度，这一制度在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也赋予了地方土司相当程度的自治权，是处理多民族、多地域差异的一种灵活手段。
陈安深深地知晓，那广袤的蜀地从古至今一直以来都是各路兵家眼中势在必得的战略要冲。这片土地地势险要，山峦起伏，峡谷纵横交错，宛如一座天然的巨大堡垒。不仅如此，此地还聚居着众多不同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拥有着独特而灿烂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使得整个地区呈现出一种五彩斑斓、多姿多彩的文化风貌。然而，正是由于这样复杂多样的特点，对于统治者来说，想要有效地治理蜀地可谓是一项异常艰巨且充满挑战性的任务。
遥想昔日在后蜀统治时期，各个部落的首领们尽管在表面上向朝廷呈递了降表，表示愿意俯首称臣，归顺于中央政权。但是实际上，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始终燃烧着一团渴望之火——渴望能够继续保留甚至进一步扩大自身在本地所享有的自治权力。面对这种情况，身为一个明智而富有远见的统治者，陈安明白不能一味地采取强硬手段去打压这些地方势力，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引发更为激烈的反抗和冲突。相反，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地方部落保持一定的自主权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事情。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巧妙地把握好这个度，寻找到一种精妙的平衡之法来进行调和。一方面，必须坚决扞卫中央政府的权威性，不容许任何势力对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或挑战；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一系列温和而有效的政策措施，让那些地处偏远的地方部落切实感受到来自中央的尊重与包容，进而心悦诚服地归顺，并积极主动地投身到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大业之中。只有做到了这两点，才能够真正实现蜀地的长治久安以及整个国家的繁荣昌盛。
因此，陈安提出，在蜀地设立的羁縻州府，不能简单地照搬前朝旧制，而需根据蜀地的实际情况，对原有的规矩进行适当调整与优化。这包括但不限于加强对羁縻州府官员的选拔与考核，确保他们既有能力又有忠心；完善税收与贡赋制度，既保证中央的财政需求，又不至于过分压榨地方；以及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防止任何部族首领利用自治之名，暗中积聚力量，意图再次统一诸蛮，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威胁到国家的统一与安宁。通过这些深思熟虑的策略，陈安期望能够真正地实现蜀地的长治久安，为国家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蜀国已灭，西南各族也愿奉表臣服。因此，他计划在蜀地设立宣慰使司，根据各部族领地大小和族民多少，分别授予宣抚、安抚、招讨等官职，统称为土官。凡受朝廷册封的部族首领，不仅保留其管治一方的特权，且其后代子孙无论贤愚，均可世袭此职。同时，宣慰使司将设立学校，聘请儒学教师，土官若要承袭官职，其子弟必须入学接受教育，并在承袭时赴京受职，领取朝廷颁发的诰敕和金印。如此，他们便可世代拥有土地、管理民众、统领军队、世袭官职。
对于那些仍处于刀耕火种阶段的部族，朝廷将给予资助和扶持，帮助他们建房舍、开垦荒地、传授耕种技术，以确保其族民能够安居乐业。当然，这完全基于各族首领的自愿。若有首领担心朝廷会干涉其内部事务，朝廷也不会插手。同时，朝廷入主蜀地后，将派遣流官管理汉人聚集的城镇政务。实行土、流分治之法，只要各部族不触犯流官治下的律法，其领地内的大小事务均可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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