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新编第15军是最早遭受打击的部队，在其旗下暂编第28师消耗殆尽的时候仍然命令暂编第29师（约6000人）守卫许昌，石觉的第13军竟丝毫不予增援。
上行下效，军队高层尚且如此，中下军官系统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众多军官滥用职权，从事武装走私活动，甚至与黑社会组织相互勾结，更有甚者，将军中武器拿去变卖，全然不顾敌军威胁。
当时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曾言：“如今走私经商的，非政府机关，即当地驻军，而往昔那些靠走私经商的生意人，反倒无路可走，皆因被军政机关所取代。”
与国民党军官酒足饭饱、脑满肠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普通士兵的困窘处境。士兵们的粮饷常被克扣拖欠，随着通货膨胀的日益加剧，本就收入微薄的士兵生活愈发艰难。
除军饷难以按时发放外，士兵们还要忍受单薄的军服和恶劣的伙食，长此以往，国军内部逃兵、开小差现象屡见不鲜，军纪风气每况愈下。
在豫中会战中，状态萎靡的中国守军根本无力抵御日军的凌厉攻势，荥阳、郑州、许昌、漯河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
尽管日军兵力处于绝对劣势且处于进攻一方，最终仍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战果，不仅占领了沿线各重要据点及古城洛阳，还击溃了国军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打通了平汉铁路南段，成功贯通了长江以北的大陆交通线，远超预期地达成了战役目标。
在短短37天的时间里，豫中38座城市全部沦陷，第一战区的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40万大军如纸糊一般全线溃败，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也在撤退过程中英勇牺牲。
日军在取胜后，利用汤恩伯溃败留下了100多万包粮食收买民心，而汤恩伯的部队一路受到民众袭击，相当狼狈地退出河南。
此次战役还发生了更不可思议的一幕，当日军攻入河南中心地区，当地民众自发组织起来，抬担架运伤员，肩挑车推为日军送给养。
根据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抗日战史》记载：国军在这次战役中损失惨重，军官伤亡817人，士兵伤亡人，日军伤亡约4000人。
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统计显示，日军伤亡3350人，中国军队阵亡人，被俘7800人。
蒋介石虽深知国军的糟糕状况，然而这般惨败，也着实超出了他的意料。盛怒之下，将蒋鼎文、汤恩伯二人双双革职，但国军的颓势并未有任何好转。
1.4 长衡会战：引起西方担心
豫中会战结束后不久，1944年5月27日，日军再次发起长衡会战，也称湖南会战，目标是进攻长沙和衡阳。其战略意图在于占领中国的湘桂铁路、粤汉铁路及京汉铁路南段沿线的主要地区。
简而言之，豫中会战旨在打通北京至武汉的铁路，而长衡会战则意在贯通武汉至广州铁路的北段。
此次战役由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日军共投入8个师团、1个飞行团及部分海军力量，参战兵力20万。
豫湘桂战役的核心，在湘。
湖南战场一旦被打穿，想指望白崇禧的桂系死守广西是不可能的。抗战一再证明，军阀是靠不住的，张学良不守东三省、汤玉麟弃守热河、宋哲元失平津、韩复榘弃守山东、粤系轻易丢失广州、龙云暗中勾结日本，无不如此。
5月7日，重庆再收到极为准确的情报，日军为南下平汉线准备了10个师团。
这一次，蒋介石才判断出日军意图，但对日军拼死一搏的决心仍缺认识，他向第9、第7战区多次发出指令，命令积极备战，严阵以待，可是没有一个总体性的作战方案，特别是没有以湖南战场为中心，做全盘部署。此时湖南战场只有10个军约26个师的兵力。
河南前线的国军在短短三周内迅速溃败，让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始料未及。
5月末，薛岳才发现日军的规模，这才临时向重庆告贷，从第3战区借26军、从6战区借73、74、79、100军；向白崇禧借46军，也向7战区也就是他的广东老家借62军。
即使如此，9战区前前后后能使用不过17个军，共42个师+3个团，另有4支挺进队。这些部队或因常德会战伤亡惨重（特别是10、74、73军这些中央核心），或因调到后方补充整训，满员率仅一半不到。全战区在册兵力也不过人。
即将面对的，乃是十个师团的日军，再佐以两个独立旅团、三个补充旅团，约合十七个炮兵联队的强大火力，以及规模空前的工兵、辎重、汽车、铁道、通信兵等技术部队，总计二十五万至二十八万人。
国军平均每个团（约一千八百人），需应对日军一个大队（约一千一百人）外加一到两个炮兵中队。
勉力支撑的薛岳，于右翼寻觅战机，趁日第二十七师团尚未抵达，以川第四十四军和中央第三十七军一部截住日第三师团，集中川第二十军、滇第五十八军、央第七十二军以及第一八三师围歼日第十三师团，猛打五日，日第十三师团虽已力竭，然而薛岳中路更加空虚，被日军四个师团长驱直入，直抵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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