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重的运输任务，对道路保障提出很高的要求。志司提出，要保证为每个师提供两条往返道路，即使确因地形限制提供不了两条的，也要确保有一条宽7米以上，汽车往返错车无阻的道路。此外，还要构筑大量的屯兵工事、粮弹储备库、炮兵阵地和指挥所等。
为完成这些工程保障任务，第20兵团除建制内的和加强的工兵部队（共50个工兵连)外，还从一线部队抽调数量可观的步兵兵力担任修路、护路任务，以保证粮弹供应。为此，第67军投入13个步兵连，第68军投入近7个步兵团，第60军投入6个步兵团。
6月22日，第20兵团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决定金城以南反击作战部署和行动问题。本来，志司领导人有意让已担任的郑维山留下协助杨勇指挥，待这次作战结束后再走，但郑维山认为自己已经向杨勇交了班，留下来反倒不利于新任司令员放手指挥，执意离开。
因此，第20兵团的金城反击战，郑维山只参加了战役筹划，战役实施中的指挥，是杨勇司令员在王平政委协助下进行的。
杨勇是解放军着名战将。解放战争时期，他和杨得志、杨成武同为野战军的兵团司令员，在军中有“三杨”之称。
当杨得志率第19兵团率先入朝时，周就说过，要把“三杨”都拿到朝鲜战场上去，叫作“三杨（三羊）开泰”。然而，当杨得志、杨成武先后率部入了朝，杨勇却被送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到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任校长，直到最后时刻才得到入朝参战的机会。
能够担纲指挥朝鲜战场最后一次战役反击，对杨勇的指挥生涯来说当是一件幸事。
这次作战会议形成的作战设想是：
以北汉江西岸为重点，继续给韩伪8师残部及伪6师、3师、首都师主力以歼灭性打击，攻取轿岩山及金城川以北地区，并准备打敌一至二个二线师的反扑，同时于伪首都师正面攻占若干点，坚决固守打敌反扑，尔后依情况东西夹攻伪首都师、伪六师各一个团的阵地，歼灭守敌，力争拉平金城正面之战线。
这次会议还决定：
“战役开始先小打，创造条件，尔后大打，最后实现上述目标。”
为此设定的时间表是：6月30日前完成小打任务，7月5日完成战役大打部署，7月10日前后发起进攻。
显然，这是一个先小后大的方案。
杨勇、郑维山联名将此案预告各军，同时上报志司和中央军委。
6月25日，邓华、杨得志、李达致电一线各兵团，强调要放手狠狠打击韩军。
志司对第20兵团预定的作战目标，增加了向纵深作“有限度的挺进扩张”的要求。
根据志司的指示，第20兵团对作战预案作了充实调整，于第二天上报志司。邓华、杨得志、李达很快复电，再次对向纵深发展的部署提出具体意见，同时明确，第9兵团第24军配合第20兵团作战的任务。
7月5日、6日，杨勇主持召开所属各军师干部会议，研究具体的作战方案，进一步明确各作战集团的编组、任务和配置。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张明远在会上提出，根据作战任务计算，这次战役需要物资重达3万余吨，大部分要从相距200公里以外的基地兵站和志后各分部前送，运输量共达570万吨公里。
特别是突破阶段所需要的弹药，必须在战前就运到炮兵发射阵地，其余的部分则要储存在主要方向的汽车运输终点。由于现有运输力量存在很大缺口，虽已尽最大努力，仍无法在预定。
7月10日战役发起日前无法完成前运任务，最快也要推后到7月12日，因而建议推迟战役发起时间。
杨勇、王平认为这个意见很重要，经兵团党委研究，报请志愿军总部首长批准，将战役发起时间由7月10日调整为7月13日晚，战役持续时间预计5~10天。同时，建议志司组织一线友邻各军以小打予以配合。
志愿自1951年夏季转入阵地战以来，一直在打“零敲牛皮糖”式的小歼灭战，每战规模都相当有限，攻歼目标多为敌排、连级分队，要打一个营就不得了，必须层层上报到兵团、志司严格加以审核。
这次金城以南地区反击，是志愿军阵地战阶段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战役，攻歼目标一开始就锁定为韩军4个师，尽管仍属有限度的进攻，但在朝鲜战场业已形成坚固阵地对峙的局面下，举行如此规模的进攻作战，还是需要有加强和魄力的。
从政治上、战略上讲，小打小闹不足以达成教训、惩罚的目的，只有大打、重打，才能使李承晚当局有切肤之痛，也才能对达成停战协议起到促进作用，并保证停战以后实现长期稳定。
从军事上，志愿军已无侧后登陆的后顾之忧，正面战线可放手、放胆作战，同时，一线兵力增强，装备改善，物质储备空前雄厚，并经过此前连续实施的中小规模反击作战锻炼，部队作战能力特别是攻坚能力有较大提升，完全有能力打一场较大的仗。再说，当时战场态势也对志愿军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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