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骨科医院住院部却并无夜深时应有的静谧，甚至可以说比白天还要更加吵闹，“哼哼”、“哎哟”、“呲~”、“靠”等声音此起彼伏，仿佛一场没有指挥的业余交响乐团在练手。
王怡媛独自一人躺在病床上，听着耳边传来的病房里、房门外其他病友的阵阵痛呼声，心情烦躁的同时，骨头断裂之处也感觉更加疼痛了起来。
她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骨折之后在夜晚总会感觉比在白天痛得更加厉害。
你没听错，我确实说了“一直”两个字，因为倒霉的王怡媛已经不是第一次骨折了。别误会，她并不是患上了那种被称为“瓷娃娃”（成骨不全症，又称脆骨病）的病，只是对于不幸患上那种罕见病的病人的痛苦，王怡媛绝对感同身受，因为……她实在是太倒霉了!
比如说，小时候曾经走在路上，边走边打望路人看漏了梯坎，不小心自己跌倒滚下了6级台阶，骨折了！
恢复后吸取了教训，于是走路死盯着路面，却没看见正在吊装的、悬在半空中的室外广告大灯箱，撞破了头，缝针了！
再次吸取教训。抬头不行，低头也不行，那就结合着来吧，盯着路面走两步再抬头走一步，这样总该可以了吧？可惜偏偏有一次就在抬头的那一步时，一只不知道谁家养的鼠类宠物溜了出来，刚刚好垫在了她迈出的脚下，跌倒时手撑地面还给撑滑了，这次既骨折了又缝针了，果然是结合着来的啊。
……
反正王怡媛感觉自打自己有记忆以来，貌似所有能导致受伤的意外自己都统统体验了个遍。
而最近这次倒霉事情的开始……嗯，这还得从她辞去工作的时候说起。
大学四年混毕业后，王怡媛就应聘进入了巴庆市的通感集团客服部门工作，至今已经快十年了，虽说平时的工作中没有做出什么能够力挽狂澜的大事儿，但至少也算是兢兢业业，为公司的发展贡献过一点点小力量。
原本她以为自己会一直在公司做下去，直至n年后达到退休年纪，然后平平静静的领着社保养老金混吃等死，谁知一个星期前，公司突然宣布决定将客服部门外包，愿意自愿解除原劳动合同并与外包公司签订新合同的，可以继续从事原工作；不愿意的则视为原合同自动终止，自动离职
。
本来业务外包是目前很多服务性行业普遍的举措，公司这样做本来也无可厚非。但偏偏公司的通告明目张胆地暗中表示——好吧，我承认这说法是有点矛盾，不过请相信我，这已经是最精确的描述了——外包后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不变，但薪资、福利都会降低。
新员工还好，许多老员工顿时就有了种被利用完后被抛弃的感觉，对公司的决定深感不满，这特么还有天理吗！于是，包括王怡媛在内的部分寒了心的同事们一合议，决定向劳动仲裁部门提起仲裁申请。
不过大公司的律师团可不是白养的。员工们提出了仲裁请求，却被告知：该公司同意支付单倍赔偿金，而且公司属于重大经营方式调整，并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双倍赔偿，由于该公司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的规范，所以申请仲裁的请求不予受理。
被公司的强硬举措寒了心，又因对法律条款的不熟悉而被打了脸，不愿“续签”新合同的员工们深感不忿。为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一群人经过商量后决定到派出所申请游行示威，希望通过舆论的压力来讨回公道。
星期二上午，王怡媛和另一位同事以游行负责人的身份，代表其他同事到市公安局递交了《游行示威申请书》。之后，在公安局的协调下，公司再次派出hr的相关负责人到警局里与两人所代表的团队协商。
经过长达2个多小时的口水仗后，虽然离职员工们要求双倍赔偿的诉求仍没有达到，但公司最终同意了给每位因不愿签订新合同而“被离职”的员工多赔偿2个月工资，算是勉强达成了一致。
本来以为遇到合同纠纷已经算是倒霉的事情了，但之后王怡媛才发现这不过仅仅是倒霉的开始而已。
从市公安局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王怡媛心里为去什么地方穷游一番转转运而进行着筹划，突然一个从天而降的花盆不偏不倚砸在了她的左肩上，痛得她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但她第一反应居然是庆幸：还好没砸到我脑袋上，我一个平凡人可没练过铁头功什么的。
路上的帅哥美女大叔大婶倒是都挺热心，一会儿功夫就把倒在地上的王怡媛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不少人拿着手机拍照，估计是要发朋友圈或者刷微博晒晒别人的不幸以让自己和朋友们高兴一下，当然也有部分正义感很强的市民报了警。
得，刚刚离开警局不到20分钟，又得麻烦警察叔叔帮忙了。出警速度还是很快的，不到5分钟就有3个警察过来了，疏散了部分围观的群众后，由一个警员陪同王怡媛去到医院检查，剩下的2位则留在原地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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