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四朝，也办不到挨了廷杖，就能博名。
真正变成了我们今天熟知的骂皇帝、挨廷杖、得美名、天下人夸赞的情况，其实源于土木堡之变后。
一战下来，京营精锐近乎全灭，开国勋贵、靖难勋贵死的死、残的残。
皇权、勋贵、文官，相互制衡相互依靠的三角形结构彻底崩塌。
皇权少了最核心的支柱，文官士绅们的话语权越来越重。
皇帝压不住场面，只能靠廷杖这种法外之刑立威。
反过来，文官也把“挨廷杖”当成了直言敢谏的气节勋章，越打名声越响，慢慢就变了味。
老朱或许预判过后世会出现皇位世系更替的局面。
不论他愿不愿意承认，权力格局的演变本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哪怕日后出现第一位成功夺位的藩王，或是再度上演玄武门式的宫廷政变，胜利者依旧会依靠军功培植出新的勋贵集团。
皇权、勋贵、文官的三角制衡结构，依旧可以维持稳定。
但朱元璋肯定想不到，会有一个万古奇人直接打破了这套循环。
既瓦解了旧阶层，也没补上新阶层。
朱祁钰曾试图培育新一代军功勋贵，刚刚初见起色，夺门之变便骤然爆发。
这也是土木堡文官阴谋论难以自洽的漏洞。
暂且顺着阴谋论的逻辑：文官不惜搭上大量京官，也要借土木堡一战损耗老牌勋贵，以此削弱皇权。
如果阴谋论成立，那就意味着朱祁镇复辟后，事实上和文官集团达成了合流。
朱祁镇复位之后，先是清算朱祁钰提拔的新锐武将，随后又逐步铲除拥立自己的投机势力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一党。
清洗这批投机者固然合乎情理，毕竟这群人只是政治押宝，并非稳固可靠的力量。
可关键在于，朱祁镇自始至终没有着手重建军功勋贵圈层。
倘若坚持土木堡是文官的阴谋，就绕不开朱祁镇与文官集团达成默契这一推论。
可阴谋论的支持者往往只截取前半段，刻意回避这一点，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
自成化朝起，官员借直言顶撞皇帝、受廷杖博取清誉的风气慢慢兴起，在正德、嘉靖两朝走向顶峰。
标志性事件便是大礼议中的左顺门廷杖，上百官员集体受罚。
在此之前，挨廷杖博名，并不被广泛认可，终究受太祖定下的务实进谏祖制约束。
可万寿帝君给文官们送了一份大礼。
他执意推进大礼议，本身就违背礼制与祖制，进谏官员却因此遭受廷杖惩处。
皇帝带头破坏祖制，祖制就成了任人揉捏的面团。
文官集团借此大肆宣扬，慢慢把遭受廷杖和忠臣气节画上了等号。
朱祁镇之后，成化、正德、嘉靖、万历几代君主，都尝试过重建军功勋贵阶层。
可勋贵的根基实打实来自大规模军功。
内部没有内战来淬炼军功，便只能依靠对外征战。
但对外战事的规模、军功含金量，远不及开国战争、靖难之役、数次北征。
再加上自朱祁镇复位之后，五军都督府日渐沦为闲职机构，军务调度、粮饷后勤、人事任免的实权尽数归于文官体系。
武将很难独立积攒世代延续的军功资本，新的勋贵集团始终无法成型。
等到天启时期，皇帝只能退而求其次，依靠阉党制衡文官。
可世袭勋贵的利益长期绑定皇权，忠诚度相对稳定。
阉党依靠皇帝个人信任起家，根基依附于帝王本人，无法形成长久稳定的势力，皇帝内心也无法完全托付。
贴己人、身旁人，还是用自己的稳妥。
崇祯除掉魏忠贤，便是出于这份顾虑。
崇祯并非像大家想的那样排斥宦官势力，除掉魏忠贤之后他依旧任用宦官揽权。
只是他用的人，能力远不及魏忠贤，又逢天灾不断、内忧外患。
大明重建失败，走向覆灭。
明之亡，谁之过？
或许从土木堡损耗勋贵、朱祁镇夺门后放弃重建军功支柱的那一刻起，明朝的结局其实就已经埋下伏笔，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古早拯救明朝类的小说，大多依靠照搬张居正改革政策、引进近现代制度。
或是发展火器，造枪造炮，突突突。
突完义军，突建奴，突倭寇。
亦或是引进土豆红薯、种田改良民生。
随着网络发达，查阅史料越来越方便，能查到的史料越来越多，创作思路逐渐分化成两大类。
一类推动商业发展，加速进入资本主义。
另一类主动对外开战，依靠对外军功打造全新勋贵集团，重新搭建三角制衡。
还有另外两种走向：主角取而代之自己登基，或是掀起底层革命。
但二者本质是挽救华夏、覆灭明朝，故不算作拯救大明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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