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以周副统帅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处于极度惶恐中的张、杨两位将军仿佛有了主心骨，逐渐变得镇定起来。
周副统帅稍事歇息，当晚便和张、杨两位将军进行了深入交流。通过交流，周副统帅了解到张、杨两位将军的“兵谏”并非是处心积虑进行的，而是出于义愤下的临时决定。
同时周副统帅也了解到张、杨两位将军发动“兵谏”的真正目的是逼常抗日，迫使他回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路上来，以挽救日渐危颓的国势。
周副统帅弄清楚了事变的因由之后，对张、杨两位将军发动事变的出发点大加赞赏，并认为事变此举是正义之举，于国家是有功的。
得到周副统帅的充分肯定，张、杨两位将军大感振奋，这些天来，他们面对国统区民众的千夫所指，压力不可谓不大，而周副统帅对他们的支持和认可，无疑是给他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通过深入的交流后，周副统帅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迫常凯申达成抗日协议的主张，这份主张更是说进了两位将军的心里，三人一拍即合，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
达成一致意见后，三方对于民党当局有可能对西安发动的军事进攻进行了紧急协商，初步达成了三方联合防御的意向。
经过和张、杨两位将军的初次谈判，心中有数的周副统帅马上把谈判的进展及成果向统帅和中央汇报，统帅和中央对初次谈判的进展表示满意，并认可了三方达成的联合防御的意见，指示军委马上执行。
临时执掌南京当局的何应钦收到工农党介入“西安事变”谈判的消息后，大泼污水，在报纸上大肆诬蔑工农党，说“西安事变”是在工农党的阴谋主使下爆发的。
针对此种情形，中央再次召开第二次政治局会议，统帅在会上特别指出：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当局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杀常凯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
统帅提出：“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予打击。”
在统帅对事变态势的冷静分析下，最后大家一致赞同统帅的意见。会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工农党中央发表了《对西安事变通电》，对当事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常凯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办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置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另一方面，常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等人共商局势，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常夫人乘夜车前往南京。
与此同时，常夫人致电张汉卿，告知将与澳洲顾问端纳拟飞西安进行谈判，曾经做过张汉卿顾问的端纳亦同时电告张。
12月22日，在端纳全力周旋下，常夫人、宋子文等一行人飞抵西安。对常夫人一向尊敬有加的张汉卿亲往机场接机。
随着当事三方的谈判代表接踵到来，关于事变的三方会谈正式开启。然而在正式谈判开启前，周副统帅和常凯申还曾有过一次深入的交流。
当天，周副统帅仍照以前的习惯，称常凯申为“校长”，寒暄道：“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
常凯申点了点头，说道：“翔宇，你是我的老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副统帅向来机锋无双，他颇为机灵地顺着常凯申的话，转向了正题：“只要校长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你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你的指挥。”
随后两人展开了一番唇枪舌剑，进行了一轮精彩至极的斗志斗勇，然而在周副统帅将何应钦、汪精卫在常凯申深陷囫囵后的所作所为告知常凯申后，常凯申静静无语，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之中。
事到如今，常凯申已经深刻地明白，如果再不向工农党和张杨妥协，不但自己在民党的统治将化为乌有，自己的性命也将不保。
在“顽抗即死，抗日可生”的唯二选择中，常凯申最终选择了向现实低头，初步同意了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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