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挣扎半天，一句话也没能说出来。
倒是王大祥在电话那边，传出一声轻笑。
这个时候他还能笑出来，是我没有想到的。
“其他事情就不说了，我这边好多人呢。”
我能够听到镣铐碰撞在一起的叮咚声，在这瞬间，我脑补出了他此时的样子。
霎时之间，我有种想要垂泪的感觉。
老林那翻来覆去的不应该，在我脑海中想起。
王大祥不应该是这个结果。
“不过我能和你接个电话，你肯定求了不少人，不说点那样，又不好。”
王大祥声音平淡，我听不出任何情绪来。
平静到快没有活人气息。
“我身上有两件事，第二件是在桂省，衣服藏了两根甘蔗抢军车，第一件是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砍了供销社主任。”
李达跟我说过，他拿两根甘蔗放衣服下面装作抢。
但关于他二十多岁时，砍了那个供销社主任，一脚踩出黔州，和人在周边省份成为车匪路霸这件事，我知道得不真切。
王大祥对此三缄其口，李达和宋毅明这些跟他多年的人都不知道。
我也从来没有主动去问过。
一方面我不怎么八婆，另外一方面，每个人走到今天这种地步，身上心里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伤口。
在今天，王大祥掀开他最深处的伤口。
让我七零八凑的看完了，他这悲惨而又潦草的一生。
……
1953年，王大祥出生，他的童年算不上童年。
在爷爷教他认识几个字，知道写自己名字后，他就在家带着自己弟弟妹妹。
越穷的人越喜欢生，我不理解这个逻辑，但却像是事实如此一样。
比如桂省和黔州等地，五十年代乃至是九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一大群兄弟姊妹。
王大祥家也是如此，他是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在1960年时，他下面有四个弟弟妹妹。
只是两个弟弟在后面陆续夭折。
1960年是个魔幻的时代。
‘工农商学兵，五业齐发展。两千斤，千百元，跨淮河，赴江南。人民公社总路线……’
一个接着一个的口号喊得满天飞。
钢铁产量要一年翻一番，赶英超美赛苏联。
什么口号都有。
就是没饭吃。
农家的锅碗瓢盆古都砸烂，大炼钢铁调拨粮食换飞机。
到如今，总有人说之前的时代好。
我不知道他们年纪多大，但我想他们应该没有经历那一段。
配给制度下的西南农村，一到五岁的孩子，一天是二两粮食；6到10岁每天是三两，10到15岁每天四两粮食。
从十六岁开始就是大人，每天8两粮食。
老辈人口中，前面撒种子下去，后面的人刨出来擦擦就吃，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是事实。
以上这些各种震天响的口号以及各种要命的制度，伴随了王大祥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在随后，在1972年的时候，王大祥成了大人。
他是城镇户口，在不吃干饭不吃白饭，要用自己劳动换饭吃的号召下。
开始下乡去做知青，这一下，就把他整到滇省边境的村子中插队。
那时候他，并不是二十多年后，和天子一起让整个南城都心悸的杀人狂。
只是一个在如今还被看作孩子的年纪，就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去了千里之外，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在这里受到的苦难，他一笔带过。
一直到78年，才重新回来。
也是在这一年，插队回来的王大祥不再是个孩子。
身上失去年少的朝气，有的只是这个时代带给他的伤痕。
同样是在滇省那边，他学会了干抽旱烟。
烤过的烟叶子撕下来，卷成一条直接开抽。
要是烟丝或者经过工艺，用烟斗抽的旱烟，他抽着都没那么大劲。
同样是在这一年，他开始走上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
那是1978年的夏，当时全国普遍吃不饱。
每年都要上交公粮，交公粮不是老老实实把粮食交完就成。
上交的公粮必须是最好的粮食，最害怕的就是晒不干。
头一天早上去排队，排到下午收粮食那人懒洋洋一挥手。
时间到了，不收了。
他要去吃饭，明天再继续。
其他省份或许还有独轮车可以推，黔州那破几把路，农民交粮食全靠挑。
走到县公社的时候，脚底板都走烂，肩膀都压得红肿。
天不亮开始排队，下午他门一关要下班了。
再过一个晚上，到了第二天，他手伸进去。
哎呀，不行啊你这个，都没晒干。
怎么，要欺骗国家，拿这种粮食压称啊，不晒干发芽了怎么办？
回去，重新交。
这句话跟天塌了没什么区别。
最上面给下面的负担并不重，但一层一层又一层下来，落到真正要完成这些指标的人身上。
那就跟一座山一样。
王大祥是城镇户口，他不用交粮食，但他要吃返销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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