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声称，卡利古拉（Caligula）在即位的第一年浪费了27亿塞斯特斯（sesterces），并通过没收富人财产来弥补随之而来的国库赤字，这些财产的没收是通过虚假的指控、罚款、或直接没收，甚至是死刑来筹集资金。
这一行为似乎在卡利古拉与参议院（Senate）发生冲突时（公元39年初）才开始加剧。
苏埃托尼乌斯的回顾性总结忽略了卡利古拉继承的财富，这包括提比略（Tiberius）去世时他作为皇帝和私人所有者应得的遗产，以及前任皇帝的财富释放进入整个经济体系。
卡利古拉的继承财产还包括已故皇后利维娅（Livia）留下的大笔遗产，卡利古拉将其分配给了指定的公共、私人和宗教受益人。
巴雷特（Barrett）认为，这一“巨额资金注入”对罗马经济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推动。
狄奥（Dio）提到，公元39年罗马开始出现财政危机，并将其与卡利古拉在贝阿埃（Baiae）建造奢华桥梁的费用联系起来。
苏埃托尼乌斯似乎将这场财政危机的起始年份定为公元38年；他虽然没有提到桥梁，却列出了卡利古拉奢侈开支的种种，称这些开支耗尽了国库。
对威尔金森（Wilkinson）而言，卡利古拉在发行货币时不间断地使用贵金属，并不意味着国库破产，尽管卡利古拉个人财富与作为国家元首的收入之间的界限确实模糊不清。
卡利古拉的继任者克劳狄乌斯（Claudius）于公元41年开始统治时，废除了部分税收，启动了多项昂贵的建筑项目，并向每位近卫军（Praetorian Guard）成员捐赠了塞斯特斯，这表明卡利古拉留下的国库仍然充裕。
从长期来看，除了偶尔的意外之财外，卡利古拉的开支远超收入。
通过征税筹集资金成为了他的主要关注点。
省份公民需要直接缴纳税款，这些税款用于资助军队，而意大利人则被免除此项税收。
卡利古拉废除了一些税收，包括广受厌恶的销售税，但他引入了前所未有的各种新税，而不是雇佣专业的税农（publicani）来征税，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以严厉着称的近卫军。
狄奥和苏埃托尼乌斯将这些税收称为“可耻的”，其中一些极其琐碎。
卡利古拉对“酒馆、工匠、奴隶和雇佣奴隶”征税，对在城市中销售的食品、帝国内任何地方的诉讼、婚礼或结婚、搬运工的工资（或许是快递员）、最臭名昭着的，则是对妓女（无论是活跃的、退休的，还是已婚的）或她们的皮条客征税，税额相当于“一笔交易的金额”。
意大利省份的公民失去了以往的税收豁免。
大多数个人的税单金额不大，但却是累积的；在卡利古拉短暂的统治下，总体税收翻了一番。
即便如此，税收仍远远不够，而这一征税举措也深受罗马平民的反感。
约瑟夫斯（Josephus）声称，这导致了在竞技场的暴动。
巴雷特指出，关于“军事大规模处决”的故事，“几乎可以肯定”应被视为“标准的夸大之辞”。
根据罗马的继承法，提比略（Tiberius）作为皇帝未收取的财产，在他去世后将转移给卡利古拉（Caligula）作为现任皇帝。
罗马继承法承认遗赠人有责任为其家庭提供保障；卡利古拉似乎认为，作为国家的“父亲”，他有权从虔诚臣民的遗嘱中分得一份。
军队也不例外；那些没有留下财产或遗赠太少给皇帝的百夫长，被判定为忘恩负义，其遗嘱会被废除。
通过掠夺获得财产的百夫长也被强制将战利品交给国家。
关于皇宫内有妓院的传闻，称其由罗马贵族、贵妇和他们的子女所管理，苏埃托尼乌斯和狄奥都认为这些说法是字面意思。
麦金（McGinn）认为这些传闻可能是基于某个事件，后来在流传中被扩展成了一个机构。
类似的指控在未来也会针对科摩杜斯（Commodus）和埃拉加巴卢斯（Elagabalus）提出。
温特林（Winterling）引用狄奥（Dio）的记载，追溯到公元40年，指出贵族们被迫为住在皇宫内新建的套间支付高额租金，才能享受如此接近卡利古拉的生活，并在近卫军的保护下居住。
此记载中并未提及妓院。
苏埃托尼乌斯似乎颠覆了传统贵族之间的客户-保护人关系，并称卡利古拉在早晨的问候、晚宴和遗嘱公告时接受来自他忠实的执政官“朋友们”的维持费用。
这些“朋友”人数众多，因此必须详细记录谁支付了多少，谁还有欠款。
卡利古拉的特工会拜访那些曾参与对他阴谋的执政官，大声谴责参议院的背叛，同时要求个人“赠送”礼物，以表达忠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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