尕李广琢磨一阵，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守边鞑子回到：“我叫武智远。文武的武，智慧的智，远近的远。”
尕李广奇了怪：“你到底是汉人还是游牧人？”
武智远回道：“我祖上是斡达儿，所以汉姓武，我按族谱排智字辈。”
尕李广有些冒汗，自己堂堂正正汉人苗裔还没有族谱，斡达儿游牧人倒比自己还像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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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与情节无关，不感兴趣的读者可跳过）
明朝兵部题奏
众所周知，17世纪的蒙古编年史都回避记述“当代史”，对林丹汗的事迹很少提及。因为明朝灭亡，末代皇帝崇祯没有正式的实录，虽有私修实录问世，其可信性存在很大问题。清朝开国时期的档案文献，主要是记述爱新国方面的丰功伟绩。
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大部分档案毁于战火。流传至今的明朝档案(以下简称“明档”)，为数不多。“明档”中兵部题行档案占多数，而其中天启(1621—1627)、崇祯(1628—1644)两朝档案占压倒多数。其中一些涉及到崇祯五年的草原大战。
文书种类有兵部题稿、题行稿、行稿和兵科抄出稿、题行稿、行稿、塘报等。这些文书的原作者大体有三种人：一是钦差大臣；二是宣府、大同等地将军、地方大臣等；三是监视各地的太监。其中，宣大总督、宣大巡抚、宣大总兵、宣府总兵等人的题本和塘报占多数。
从文书的结构上讲，一个文书往往包括很多份多层次的文书。大体说来，最底层的士兵、特务、翻译、下级官吏等人将所掌握的军事情报口听报给自己的顶头上司，他们再将这些口报写成书面材料禀报到自己的上司，依次往上一级一级的呈报，最后报到皇帝面前。每一级官员在写报告时不得转述下级的报告内容，而必须逐字抄录。若需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下级报告内容后面另加“据此看得”等字样，而后再发表议论。
所以，プ魑史料，明朝兵部题行有很强的可信度。
现摘录几条：
兵部尚书梁崇祯四年二月八日题，据宣府巡抚沈塘报，“崇祯四年二月初五日据插酋下夷使武刀儿计等口禀，有宣镇、独石边外住牧白彦台吉下部夷哭刊颗少气从奴酋营内逃回，随带男妇千余名口来投王子”。
————蒙古人如此大规模地逃离爱新国，转投察哈尔的记载，在清代满文文献里是见不到的。
兵部崇祯五年二月二十日行稿。据宣镇监视王坤题，据抚夷守备尹来春禀称，“插使田宰生等说称，王子要亲从独石边外沿边前来张家口讲讨赏物。……据中军武俊禀称，访得，夷人特哈特奈宰生说称，领得宣赏米粮，在插营喂养马匹练兵，只在二三月间要犯抢各处。本年二月十五日又据武俊禀称，原差探听家丁赵奉等报称，访得，插酋将各处精壮夷人并好马连日俱调赴东行，早晚不知要抢何处。本月十六日据张家口堡守备黄忠禀报，本月十四日夷人讨卖密说，插酋差人每哨调去夷人二十名，要往南朝作歹。”
兵部崇祯五年三月一日塘报，据监视宣镇太监题，据张家口堡守备黄忠于二月二十六日禀呈，“本日据直门长哨陈耀报称，插酋王子于本日巳时分从边外地名新修库房起身前往正北去，又将市圈内货卖夷人俱调出边外等因禀报到臣。”
兵部崇祯五年三月二十日题，据宣镇太监王坤题，宣府总兵官董继舒报降夷事，“审得来夷名鹅毛兔，原系辽阳人，年方八岁，被哈喇汉家达子将役父母一家五口抢去。后母到草地又生下召力兔，今已四十余年。于天启六年，被插汉儿将役弟兄二人抢来，分与头目在打儿汉宰生，住在地名恰束太驻牧五年，自己过度。崇祯四年，插汉儿王子率众夷前往好儿趁家厮杀，本年十月内方回。今又闻说，好儿趁下夷人三四名来投插汉王子，报说，好儿趁、古尔班哑不哈家要往东与奴酋合兵一处，剿杀插酋。今插酋恐各家会合势众，于崇祯五年二月二十三四、将银米约有二三万，给赏各部夷人，有赏二三十两，有赏一二十两，有赏米面等物，俱赏完，带领夷人约有数万，星夜前往好儿趁、古尔班哑不哈。”
———林丹汗于二月二十一日亲自到张家口边外，二十六日，林丹汗突然离开明边，往北去。
根据投降的鹅毛兔供词，科尔沁(＝好儿趁)和阿鲁蒙古(＝古尔班哑不哈)将与满洲人联合，征战察哈尔。林丹汗“恐各家会合势众”，在二十三、四日，将所得赏物分给部下，连忙离开明边，准备迎战敌人。
可见，满清史书中所称：林丹汗四月知道消息后立刻仓皇西逃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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