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马上就要到了，看着村里来来往往的人群。
小时候过年的画面不停地在眼前浮现。
可如今，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也半身不遂无法行动。
记得小时候过年，母亲总是念叨：“穷年不能穷节。”
母亲是个特别讲究的人，在我和弟弟妹妹眼里，她还有点穷大方。
哪怕平日里的日子过得再窘迫，过年的时候是绝对不会抠抠索索的。
至少一吊猪肉和几节莲菜是肯定要买的。
有一年，父亲提议买猪沟尖，理由是瘦肉多点，孩子们喜欢吃。
母亲却恰恰相反，她瞄准那膘层厚的，几乎全是白花花的大肥肉。
说道：“这大肥肉煮熟后咱们孩子不偷吃，正好能待客用。”
最后，父亲不得不服从母亲，从集市上拎回一吊四斤多的大肥肉。
腊月二十八晚上，趁着我们姊妹仨熟睡，母亲在土炉上蹲上铁锅，开始煮白水猪肉。
煮到八成熟，放凉，然后让父亲用竹篮吊了起来。
煮肉汤放置在盆子里备用，每次炒菜就放那么一菜勺，香味大增。
至于菜嘛，买回家搓洗干净，直接就扔在水瓮里了。
父亲胆子小，家里的杀生活基本都是母亲干。
母亲童年时在山上独自放过羊。
她说：“每次外出放羊时，背上布包里都裹着一把尖刀。因为放羊之地距离村子比较远，万一有小羊跌伤致死，我便就地解决，拿出尖刀卸下羊的四条腿背回家，其余的只能丢弃。”
小时候，家家户户都养着一群鸡。
每逢过年，母亲都要宰杀一只不听话的大公鸡。
有一次，我好奇地问母亲：“妈，为啥要杀那只公鸡呀？”
母亲笑着说：“这只公鸡太调皮，留着过年招待亲戚正好。”
母亲逮鸡可有技巧了，别人逮鸡吓得鸡四处乱扑腾。
母亲不，她右手张着一个尿素袋子，左手抓把秕谷。
诱惑鸡一点点上前靠近，大约鸡头探进了袋子，母亲左手按住鸡屁股往里一援，鸡一声不吭就进去了。
母亲杀鸡是把好手，在石槽边按住鸡的脖颈，手起刀落。
滚水拔毛，那动作快得令人瞠目结舌。
一只成年公鸡，最多也不过三斤来肉，母亲却能把它做出三十斤的效果。
有一回，大姐忍不住惊叹：“妈，这鸡肉咋能变出这么多？”
母亲得意地说：“这你们就不懂了吧！”
鸡肉剁成小块，裹上厚厚的面糊，放在油锅里煎炸，一只鸡竟虚虚蓬蓬炸出了一大瓷盆。
面香沁着肉香，那滋味，伸手从空气里抓一大把，闻闻都觉得幸福的不得了。
那时候没有大棚蔬菜，全是冬菜干菜。
白菜萝卜唱主角，加上在热炕上捂的黄绿豆芽，豆腐那会儿唱青衣。
肉菜是奢侈品，就是那一吊猪肉和那盆鸡块。
就这，待客时母亲竟然做出了十大盘：酸白菜肉片，虎皮豆腐，鸡块油豆腐，白萝卜蒜菜，大烩菜。
亲戚们吃得开心，边吃边夸：“这菜做得太好吃了！”
母亲笑着回道：“好吃就多吃点！”
母亲真是十八般武艺用尽，摆了满满一大桌，亲戚们吃得嘴角流油。
身心舒畅，无不啧啧称赞母亲的手艺，母亲的嘴都快要咧到后脑勺了。
就为了亲戚们的一句赞美，母亲真是倾家所有。
只可怜了我们兄妹仨，亲戚吃肉，我们连肉汤都没喝着，净吃剩下的酸白菜了。
小时候，岁月很慢，人心实诚，一家亲戚能走上一天。
早饭是精心准备的馄饨臊子面，外配六个凉菜，中午大多是凉热八个菜。
那时候，几乎每家都是拿出满腔热情，倾尽所有，举全家之力去待客。
我抱怨着说：“妈，咱们都没吃上啥好的。”
母亲摸摸我的头说：“等亲戚们走了，剩下的都是咱们的。”
不像现在，年轻人基本都是敷衍了事，耐不得心烦了。
手里拎着几个礼品盒，匆匆来，匆匆走。
甭说吃饭了，就是寒暄几句，都觉得是耽误了时间。
小时候最热闹的几乎每家都要蒸四到五锅馍。
那锅，不是一般的铁锅，是大海锅。
上面至少要叠放五到六个大铁篦子，中间用大草圈隔着。
每个大铁篦子中间用三个高低一般的馍橛支撑着，馍橛是用桐木棍锯的小木段。
除了锅底的篦子稍微小点，上面的几个是一般大的，一个篦子能摆放三圈馍，将近30个，一锅能蒸一百多个。
四锅馍，第一锅是大馍，就是专供走亲戚用的。
那时候平辈们之间来往多是大馍，只有去看长辈时才去供销社买包点心或是一瓶水果罐头。
第二锅和第三锅是小圆馍，就是家里平常吃的及待客用的，一般能吃到正月十五。
第四锅馍是各种形状的小花馍，专门给亲戚回礼用的。
家里人口多的，一般都是三锅小圆馍。
一天出四锅馍，最辛苦的是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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